来源： 察哈尔学会  原创 赵新利、谢斯予

导读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对中国公共外交也是十分重要的一年。本文梳理了2019年发表的数百篇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相关的文献，从中遴选出五个板块进行整合与综述，以呈现2019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整体面貌。

作者：赵新利，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谢斯予，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2019年冬季号

公共外交在各国外交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其由政府主导，以外国政府、外国公众为对象，以提高本国形象为目的。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趋势往往与国家政策紧密结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019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主要围绕“一带一路”倡议、讲好中国故事、媒体外交、文化外交几方面展开，同时涉及美国及中国周边国家的公共外交研究，以对中国的公共外交发展提供经验和教训。

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形象

讲好中国故事是当下中国公共外交建设的核心命题，也是十八大以来我国公共外交建设的创新进展。在2019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中，学者从故事传播主体、故事议题设置、故事传播方式等角度进行“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形象”方面的相关研究。

王群在《习近平海外署名文章的外交意蕴与价值旨归》中，对习主席在出访国的重要媒体上发表的署名文章进行文本分析，总结了其以平易近人的语言艺术表达中国理念、讲述中国故事对中国公共外交的推进作用。同时，在新环境下，除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公共外交需讲好中国故事外，中国企业作为中国公共外交的主体之一，在“走出去”的进程中也需努力成为中国故事的生动讲述者、自觉传播者。张美景在《民营经济故事的公共外交维度——兼论经济主题宣传出版》中，便从故事议题设置的角度，为民营企业如何改变以往对外交往中程式政治化、手段数字化、视角偏差化的范式，而通过更多有情节、有情感、有温度、有思想的中国故事积极塑造良好形象上提供参考。冯来刚则从故事传播角度出发，论述了“走出去”的企业在海外形象建设与传播实践中利用好属地媒体讲好中国故事，以及用好中国驻外媒体讲好企业海外故事的意义。另外，戚剑玲、徐健通过《外宣期刊的模式转向》展现了如今的外宣期刊通过多元化叙事的创新模式逐步探索“讲好中国故事”的外宣模式新路径。

公共外交中的媒体外交

媒体是公共外交的利器，是外交决策中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在2019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中，学者从媒体与智库的关联性、新媒体环境下媒体外交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地方媒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首先，李凌创新性地研究了《媒体智库生发的背景、原因与意义》，认为近年来由于国家号召、技术变革、业务变化、智媒融合等原因，媒体向智库转型。王莉丽也在《智库公共外交：概念、功能、机制与模式》中提出相似观点，并认为智库公共外交能塑造和影响舆论，而“智库+媒体”的融合发展，也将有助于开展公共外交，在国际舆论空间提升国家意识形态权力。

其次，随着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及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的高速发展，媒体公共外交也呈现出很多新变化。郑振锋、邓科在《公共外交价值视阈下中越跨国族群信息传播研究》中提出，新媒体公共外交在信息传播互动性、双向性的基础上实现对目标受众的“精确投放”，并获得更真实的信息反馈，从而使相关外交决策更科学和有针对性。陈婷也在《新公共外交的内涵、特征及对我国外宣媒体的启示》中表明，我国外宣媒体也应借助新媒体的优势，重视与国际公众之间多样化、多渠道、立体化的互动与双向影响。但与此同时，新媒体环境为公共外交注入了更多舆论变量，加之如今外交活动主体的多元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便增加了外交互动结果的不可控性及政策目标实现的不确定性。为此，任远喆等研究了《组织文化理论下的数字化与当代外交转型》，认为数字时代的公共外交虽呈现出透明化、扁平化、新伦理化的特点，但本质并没有根本转变，只有在传统和新兴、虚拟和现实、技术和理念之间实现平衡，才能真正掌握“21世纪治国方略”。

第三，地方媒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郑笑眉发表了《大外交格局下地方媒体公共外交能力建构》研究成果，探讨了主流媒体和地方媒体之间的关系，强调地方媒体不应局限于成为媒体“国家队”的观众和替补，而要承担“场上队友”的角色，成为立体化的外交行为者、国际事务的承担者，开展多主体、多层次、多渠道的公共外交。

最后，王志军、陈祺炜创新性提出让中国建筑与环境构建当代外交的场所“媒体”，《建筑助力“公共外交”》探讨了如何通过增加建筑公共空间的开放性、结合地域化共性、表达中国文化等途径助力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中的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是公共外交的早期形态，其在公共外交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在2019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中，学者主要从文化外交主体、形式、效果三方面探究公共外交中的文化外交。

在文化外交主体方面，刘海燕基于学者赵启正提出的“公共外交图示”，在《公共外交视域下的中国文化海外传播路径研究》中呈现了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八条路径，包括孔子学院、少林寺海外分部等民间性传播；出口贸易文化产品（如动漫、游戏）等基于经济意图的文化传播；目的国政府民众基于多种意图进行的主动性文化受容等。

在文化外交形式方面，首先，王姗姗开展《孔子学院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和使命探究》专题，挖掘了孔子学院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推广者的角色，其打造的大众人民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平台为世界各国高级知识分子、政界、商界、民众搭建了桥梁，使公共外交主体更广泛。其次，公共图书馆也成为了公共外交的有效载体，刘晔欣在《上海图书馆公共外交实践探析》一文中指明公共图书馆的学术交流和文化传播的天然属性，倡导各地图书馆积极承担向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策、回答本国问题、展现中国面貌的外交责任。第三，郭惠民挖掘了公共外交中音乐外交的潜力和模式，鼓励在全球化、多元文化时代，探索基于人类情感和集体记忆的音乐伦理所构架的全球沟通对话交流之路。最后，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也和公共外交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文化外交的一大有效途径。张丽通过《公共外交视角下体育赛事推动北京国际交往功能提升研究》，总结了重大国际体育赛事的公共外交特征。张德胜、王创业、胡羽通过《习近平的体育外交风格研究》，表明习主席“亲民风、接地气”的“超级球迷”形象能起到拉近距离、产生好感的公关效果，让外国公众产生感情迁移，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与政策。另外，王超然从中国学生体育组织角度出发，指出体育研修培训、海外留学、体育冬夏令营等形式所承担的公共外交使命。

此外，学者们还研究了文化外交近年来出现的新形式，如汤平的《以传播中国文化之公共外交为导向的英语学习》、宿琴的《高校外语教学中公共外交能力培养的教学模式研究》、陈晨的《军事公共外交时代背景下的军队院校外训翻译刍议》、李飞的《论旅游外交：层次、属性和功能》、张国斌的《让礼治拥抱公共外交》等。

在文化公共外交的效果方面。叶龙在《文化外交：无处不在或者不存在》中构建了基于有效文化外交的具体因素、内部特征、与其他公共外交部分的联系等维度的分析框架，探讨文化公共外交有效性的问题。由于文化外交是公共外交中的关键部分，因而研究有效的文化外交将帮助我们对公共外交产生更深刻的认识，有助于探索公共外交的有效性。

对其他国家公共外交的研究

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因此在2019年中国学者对其他国家的公共外交研究中，以美国公共外交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章较多，学者们借助美国在军事公共外交、非政府组织公共外交、民间交流、新媒体公共外交中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提供启示。

美国公共外交依然是研究的热点。詹林、吴雪艳在《美国对印尼的军事教育培训援助：内容、目标与成效》中分析了美国在对印尼传播美国军事技能、训练体系、民主自由价值观念的同时，培育印尼民众对美国的认同，推动美国外交战略的实现路径，这对我国目前正开展的外警培训、外军交流具有借鉴价值。在非政府组织公共外交方面，尹君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社会治理的机制研究》梳理了美国近年来对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公民社会形成、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做出的重要贡献，肯定了非政府组织对提升自身在他国的知名度和认同感，传播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以及培育民众基础的重要推动力，这为中国如何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提供了参考。在民间交流方面，韦红、卫季的《美国对印尼的民间外交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提出中国应加强与各个阶层的对话、交流与合作，并坚持本土化导向和双向交流，宣传和实践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和对外政策。在新媒体时代的公共外交方面，陆玺砚的《公共外交视角下美日驻华大使馆对华传播特点与启示》一文概括了美、日两国驻华大使馆微信公众平台的栏目设置、推文习性、内容发布等方面的特点，欧亚、吉培坤的《“后真相”与“假信息”：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公共外交的新动向》探索了美国公共外交通过强化对信息或网络领域资源的调动能力回击外国政府发动的“信息战”的方式，这都为中国如何发挥新媒体的传播力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提供了操作经验。同时，学者江涛还探索了中美建交40年期间美国对华定位和认知的变化，表明美国政府和精英的对华定位和认知日趋负面，而普通民众对华的认知并没有太大波动，这将影响未来中国对美传播模式的转变。

此外，2019年中国学者还对周边国家的公共外交进行研究。关于日本的公共外交研究，由凯宇的《日本对东盟国家的青年公共外交及启示》指出青年公共外交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日本对东盟国家的青年公共外交遵从以日本文化与亚洲文化共通为基本内涵，鼓励双向交流，并由政府提供支持与保障，以构建长久持续的人脉网络。在韩国的公共外交研究上，韩德睿的《韩国对华公共外交战略：环境、目标和对象》也肯定了青年公共外交的重要地位，韩国将对华公共外交的大部分资源用于中国青年群体，积极发展针对中国青年的文化事业，最终获得了短期收益以及中长期的战略回报，这种循序渐进且强目的性的公共外交战略值得中国借鉴。在澳大利亚的公共外交研究上，刘丹、唐小松在《澳大利亚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公共外交——以东南亚为例》一文中梳理了澳大利亚对中国周边国家公共外交中所采用的，具有针对性、历史连贯性与整体参与性的“点—线—面”系统工程，要求中国需与澳大利亚保持紧密沟通、逐渐明确其战略意图，以对澳大利亚对周边国家的公共外交重点及影响采取相应外交措施。

总体来看，2019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积极响应“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等国家倡议，结合新媒体、新环境、新变化，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公共外交、媒体公共外交、文化公共外交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未来中国公共外交研究应加强目标导向和问题意识，让学术研究更好地服务中国公共外交实践。

责任编辑/方柔尹 徐坤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