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路未尽:中国科创要攒的五颗宝石
2019-05-24 10: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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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饭统戴老板  戴老板

1896年,甲午战败后的李鸿章被铺天盖地的唾沫淹没,在清廷权力中枢里自然也“靠边站”,被老佛爷打发去了俄国,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仪式道贺,顺带访问欧洲和北美等七个国家。对封闭守旧千余年的天国上朝而言,这种高规格的外交访问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李鸿章带着两个儿子和大批幕僚,一行45人从上海租界出发,乘法国邮轮赴俄。船过吴淞口和陆家嘴时,停泊在沿岸的国外军舰纷纷鸣炮致敬[1],声势震天,俄德法英美更是各派一名外交官贴身陪同,代表团沿途经过的香港、西贡、苏伊士等殖民地,也都盛情接待,给足面子。

李二先生虽在国内被千夫所指,但在西方眼里却是“最受欢迎的中国人”,个中原因,无非列强想借中堂大人的奏折,完成各自殖民和商业的小算盘。

6月13日,李鸿章在莫斯科签完日后令他后悔不已的《中俄密约》后,便乘火车前往德国柏林。李鸿章是德国军火的大买家,自然受到德国朝野的高度重视,不仅在皇宫里享受了威廉二世的国宴款待,还专程去汉堡跟退休赋闲的俾斯麦谈笑风生,让李中堂颇有东西政坛巨头聚首的幻觉。

除了参加各类宴请外,李鸿章此行的重头戏是全面考察德国军事工业。6月28日,他应克虏伯集团主人Friedrich Alfred Krupp的邀请,对克虔伯集团产业连续考察了4天,辗转多家兵工厂,目睹了举世闻名的克虏伯大炮从熔铸、轧钢、切削,到冲压、锻造、装配的全部制作过程。

为了加深印象,德国人甚至在克虏伯的梅彭射击场(Kruppscher Schießplazt in Meppen),专门为李鸿章制定了一个射击表演项目表,拉出加农炮、榴弹炮、快装炮和速射炮,狂轰80发炮弹,尤其是最新研制的28厘米口径火炮,单枚炮弹重达700斤,将年迈的李中堂震得头皮发麻。

火炮是克虏伯公司的拳头产品,在普法战争最关键的色当战役里,500门克虏伯钢制后膛火炮像“镰刀收割麦子”一样,将拿破仑三世的军队轰成碎渣。李鸿章从创办淮军开始,就对克虏伯大炮青睐有加,从1871年1895年,中国一共购买了1942门克虏伯重炮[2],耗资上千万两白银。

在购买克虏伯大炮之初,李鸿章就组织国内仿造,不仅安排翻译了大量技术资料,还在江南制造局进行模仿尝试,但克虏伯公司产品迭代很快,火炮结构、材料、口径、射程、精度等每年都有进步,国内从钢材到火药全面落后,甚至直到李鸿章去世,大清也没仿制成功一台克虏伯大炮。

在工业领域,看得见的差距已然惊人,在科技领域,看不见的差距更是悬隔霄壤。

为了表达殷勤,德国人安排李鸿章接受伦琴刚发明7个月的x光检测,他左颧骨内的子弹(在马关被刺客开枪所射)在胶片上“纤毫毕现”,李鸿章感到新奇,称其为“朗德根之术”(伦琴的姓氏),但x射线在现代医学和物理学上的划时代意义,对李鸿章和大清国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事物。

李鸿章访问德国的1896年,正是物理学突飞猛进的年代,X射线于1895年被发现、放射线于1896年被发现、电子于1897年被发现,三大物理学成就代表了现代物理的诞生。当大清国还在为造出一枚合格的炮弹而抓耳挠腮之时,西方科学的研究已经由宏观时代进入到了微观时代。

离开德国前,李鸿章在克虏伯庄园揭幕了德国人为其制作的全身铜像。该像头戴花翎,身披黄马褂,连同基座一起高达10米。尽管揭幕仪式隆重非凡,但李鸿章还是婉拒了将铜像运往中国的提议,他自己心里知道,这座辉煌雄伟的铜像,不过是德国人赚了几千万两银子后附送的赠品而已。

几十年洋务运动的成果被甲午战争尽数抹去,李鸿章在汉堡问了俾斯麦这样一个问题:用什么的方式,才能让中国跟德国一样强?

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要想追赶上西方已经领先一两百年的工业和科技,到底缺什么东西?四处办厂但功效甚微的晚清洋务派没有答案,直到100多年后,屡败屡战的中国人才把科创需要的五颗宝石给厘清楚,它们分别是:工业政府、筹资系统、市场体系、人才梯队和保障制度。

这五颗宝石,分别代表了中国在工业和科技领域的五次冲锋,这是一条艰难的通关打怪之路,在没有集齐五颗宝石之前,科创的响指再怎么打,也不会响。

01. 第一颗宝石:工业政府

作为一个农业国,晚清洋务派首先缺乏的,就是一个能够统筹协调所有工业部门的中央政府。

现代人无法理解的是,即使拿到了所有的设计图纸,让晚清工人仿制一门合格的钢制后膛克虏伯火炮,仍然是难于上青天。因为整个生产过程,需要十几个工业部门的配合:材料需要采矿工业、制造需要冶金工业、能源需要煤炭工业、炮弹需要化学工业、加工需要机床工业……

以冶金工业为例,重型武器的制造必须有钢铁厂做配套,早在1877年,军事专家丁日昌就向李鸿章谏言:“盖外国一切制造皆从铁务生根,工匠不能炼钢,军事断无起色。”但现实情况却是:无论是早期的碳素钢,还是后期的合金钢,大清国都炼不出来,工业用钢几乎全部需要进口。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冶炼工业的落后就严重影响火炮质量,铸炮时炉温低,铁水杂质多,生产出来的炮管内含大量气孔,使用时极易炸裂。1835年,关天培为改善虎门防御新制大炮40门,在试用时有10门直接炸膛,炮手被当场炸死,以至于打起仗来,兵勇需要军官拿刀逼着,才肯装药放炮。

1860年以来,中国的工业用钢基本都要进口。直到1886年,洋务派才开始筹备中国第一家钢铁冶炼企业贵州青溪厂,耗资27.6万两白银,技术工艺全部购自英国,设备从上海运到青溪,居然花了整整两年半,结果炼出来的钢铁质量完全不达标,销路受阻,资金耗尽,最后以破产变卖告终。

除了技术落后,晚清交通基础设施也无法支撑大工业。1870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记载了山西潞州的土铁运输[3]:一只运输队由108个挑夫和102头骡子组成,一头骡子驼200斤,一个挑夫挑75斤,一次能运17.25吨,每300公里的运费跟货值一样高,跟跨海而来的洋铁相比,毫无性价比。

清政府没有自主权的海关体系,对进口钢铁基本形同虚设。1843年,每百斤生铁关税银1钱,熟铁1.5钱,钢4钱,1858年税率进一步降低,每百斤生铁关税银0.75钱,熟铁1.25钱,钢2.5钱[4]。这样低税率,既无法保护羸弱的中国本土钢铁产业,也无法为洋务运动积累足够的工业发展资金。

即使洋务派倾全力打造的江南制造局,在炼钢上也折戟沉沙。江南局于1891年建立了中国第一家新式炼钢企业,但技术严重落后。每次炼钢,熔炉需要加热两个星期才能达到指定温度,生铁出炉后,还要花两个星期的时间来冷却,车间工人一边拿着工资,一边打牌赌博消磨时间。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钢铁进口逐年飙升,1867年进口钢铁价值26万海关两白银,1879年进口突破100万两,1888年突破200万两,1891年突破300万两。而在洋铁的冲击下,1838 年全国在采铁矿厂数为112家,1851年为90家,1862年为28家,到了1875 年时就只剩下1家了[5]。

工业和科技,是一对孪生兄弟,没有工业基础,现代科技便是无本之末。

1878年,江南制造总局的徐寿在翻译物理学家John Tyndall的著作《声学》时,写了一篇《考证律吕说》质疑其理论,经好友翻译投稿,成为第一个在《Nature》杂志上发表论文的中国人,但这种成果对没有工业基础和科研体系的国家来说毫无意义,徐寿的研究也没能得到往下传承。

从勘探、选矿、冶炼这些硬环节,再到交通、关税、研发这些软环节,洋务派缺乏一个有工业意识的中央政府。

清政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业政府,对工业商业极尽排斥,如雍正所言:“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列强入侵也没能唤醒工业意识,到1880年,当全球生铁产量接近2000 万吨时,中国还没有一家炼铁厂,当全球铁路已经达到22.8万英里时,中国还没有一寸铁路。

而同样曾作为落后的农业国,美国在1791年就通过了汉密尔顿提交的《制造业报告》,确立了工业发展三原则:一是对美国工业进行补贴;二是用关税来保护本国企业;三是鼓励引进人才和技术。在战胜杰斐逊为代表的农业党之后,美国工业党便沿着既定路线狂飙,直至工业产值世界第一。

1993年,前苏联航母“瓦良格号”停工,黑海造船厂厂长马卡洛夫在回答“完工需要什么”时,这样讲道:“需要苏联、党中央、国家计划委员会、军事工业委员会和九个国防工业部、600个相关专业、8000家配套厂家,只有伟大的强国才能建造它,但这个强国已不复存在了。”

马卡洛夫核心观点却很正确:一个强大的工业政府(未必以计划经济为基础),是工业和科技的强大保障,尤其是对于落后的追赶型国家来说。

洋务运动作为中国第一次工业化尝试,先后投入了5000多万两白银,但基本靠几个洋务大员在各省独自筹划,缺乏统一规划,虽然跟日本同时起步,但成果却相差万里。在这之后,工业政府的理念开始在中国萌芽,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新中国政府,工业发展基本上都由中央统一筹划。

工业政府是科技创新的第一颗宝石,但近代以来,有这种理念的国家不在少数,但能建成工业能力的国家却寥寥无几,多数的原因也很直接:缺钱。

02. 第二颗宝石:筹资系统

1911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辛亥革命爆发,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个拥有现代意识的政府;二是中国钢铁进口创下历史记录,达到史无前例的1574万两白银。

民国政府虽能力有限,但却具备工业意识,知道这种工业逆差带来的危害。1912年11月1日,民国政府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全国工商会议。这是近代第一次由中央政府主持的产业会议,除了官方和学界的代表外,实业界的头面人物如荣德生、朱葆三、聂云台、朱志尧等也前来参会。

在会上,著名实业家张謇(时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首次提出要重点发展纺织和钢铁工业,之后便迅速开始顶层设计。1913年12月,农商部成立,专设矿政局,管理采矿和冶炼工业,同时成立地质研究调查所;1914年,《矿业条例》颁布;1915年,全国范围内的地质普查开始大规模推进。

有了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一份大工业的蓝图跃然纸上。1914年,张謇建议北洋政府在直隶龙门县筹设国家第一铁厂,在江苏秣陵关设国家第二铁厂。两地均有新勘探的铁矿,储量丰富,交通便利,等这两厂成功后,再向全国复制。但可惜的是,想法虽然美好,但首要的难题便是没钱。

北洋时代,国家财政主要靠借债度日,“民国元、二年,中央绝无收入……维持之道,全恃外债。”以1913年为例,袁世凯政府收入33,700万,支出64,200万,向列强借了22,000万,如此还有8490万的赤字,根本无力进行工业投资。由于财政匮乏,两大铁厂的建设规划自然不了了之。

无论是搞工业还是搞科技,都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农业国向工业国跃迁,首先要解决的便是筹资问题。

在这方面,西方国家八仙过海,有通过殖民掠夺来攒第一桶金的,有通过出口农产品积累资金艰难起步的,也有通过大量移民和海外投资来获得启动资金的。一旦完成了第一桶金的积累,后续就可以通过销售工业品来获得扩大产能、改良设备、研发技术的资金,形成正向循环。

但纵览整个民国时代,中国始终没能为工业化建立一套持续有效的筹资渠道,甚至在国民政府“黄金十年”,对工业的投资也杯水车薪,这跟连年的战乱有关,也跟中央对各省缺乏控制力有关。当时国内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所面临的困局,就是筹资渠道匮乏的集中体现。

汉冶萍公司于1908年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而成。到辛亥革命前夕,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占清政府全年钢产量90%以上。但就是这么一家“国字号”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资金捉襟见肘,不得已向日本政府多次借款,最后被日本通过债务牢牢控制。

一战结束之后,钢铁和矿石价格暴跌,汉冶萍公司陷入困境,但日债借款却越积越多,到1920年代,每年光利息就要还一百多万银元,从1920年到1921年累计亏损841万,不堪重负。撑到1925年,汉阳和大冶铁厂均熄炉停产,只剩铁矿还能开采,彻底沦为日本钢铁行业的原材料供应商。

汉冶萍的悲剧阐述了一个道理:落后的农业国要想摆脱廉价原料供应地和工业产品倾销地的命运,必须建立自己的筹资体系。小国也许可以靠专攻某几个领域来富国富民,或者靠地缘政治价值来换取大国的扶持,但国家体量越大,越没有捷径可以走。中国需要趟出自己的路来。

筹资渠道是工业和科技的第二颗宝石,只有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问题才第一次得到了解决。

03. 第三颗宝石:市场体系

1949年之后,新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府,拥有强大的社会资源调配能力,这为工业筹资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由于体量原因,中国无法复制日韩的工业崛起路径,工农剪刀差模式便成为必选。这个概念起源于1920 年代,当时苏联为了加快积累工业建设资金,采取“以农补工”的方式,压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通过工农品交换把农业部门的利润转移到工业部门,用来支持工业投资。

用大白话说,就是全国人民勒紧腰带支援工业建设。历史数据表明,我国农业部门为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而卓越的贡献。

著名经济学家严瑞珍曾受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委托,主持了“中国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研究”这一课题。通过详细计算,严瑞珍得出结论:从1953年到1985年,全国预算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共7878亿元,平均每年240亿元左右,大体相当于每年的(工农业)剪刀差绝对额[9]。

他进一步给出结论[9]:可以说,30 多年来国家工业化的投资主要是通过剪刀差取得的,是剪刀差奠定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初步基础。”

又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业投入” 总课题组估计:在1950-1978 年的29 年中,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大约取得了5 1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入为978亿元,,财政支农支出1577亿元, 政府提取农业剩余净额为4500亿元,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金净额达155亿元。

剪刀差问题在90年代初掀起了经济学界的讨论高潮,陈锡文、王梦奎、雷锡易、凌志军等人均做过相关研究,结论大同小异。即使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剪刀差一度缩小,但绝对额仍然有很大的增长,农业部门仍然源源不断地为工业化提供资金。

另外一个被长期低估的工业化因素是:苏联对新中国工业进行大规模援助的“156工程”,其发挥的意义超过了“第一桶金”的范畴。

苏联的援建项目是分5次商谈才定下来的:1950年确定了50项,1953年增加到141项,1954年增加到156项,1954年增加到172项,1955年确定了174项。最后经过反复调整,有的取消,有的增加,最终定为154项,但因为公布156项在先,所以仍然称作“156工程”。

156工程宣传画,1958年

整个项目涵盖了能源、冶金、化工、机械、军工、轻工等几乎所有核心的工业领域,项目的广度和深度震撼了基础薄弱的中国工业界。李富春率领代表团在莫斯科谈判时,米高扬曾对他说[7]:“ 我看了你们的请求。你们不要像小孩子一样,看见什么东西都觉得新鲜,什么都想要。”

更重要的是,苏联提供了大量文件和图纸。从1954年-1959年,苏联向中国转让了1100套工业企业及其他建设项目的资料,3500套制造各种机器的图纸,950套技术资料和2950个专题的各种技术说明书[8]。这么多珍贵的技术成果,苏联方面只收了一种费用:文件复印费。

156工程在全球技术援助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这等于手把手教你如何搭建一个完备的工业体系。它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奠定了很高起点,省却了很多自我摸索的阶段。尽管中苏交恶后,苏联方面撤去了所有的专家和援助,但这些工程给中国留下了宝贵的工业资产,其意义无法言喻。

至此,中国已经找到了工业和科技的两颗宝石:强大的工业政府和坚韧的筹资体系。但中国人对工业化的探索,并没有止步于苏联模式,尤其是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苏联模式弊端开始暴露,中国也面临自己的问题:尽管已经有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经济在1978年前仍然处于崩溃的边缘。

缺乏市场体系的弊端,早在洋务运动时期便展露无疑:近代军事工业中累计耗资5000万两以上,但产品没有利润,无法实现自我循环,给政府造成了严重的负担。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解决,用一句话来阐述就是:中国为工业化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

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制和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让中国农村地区在1978-1988年之间完成了原始工业化,带来两个好处:一个有购买能力和意愿的农村市场;一个能输送工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群体。两个因素给工业体系注入了润滑油,使其能够自我运转、自我输血、自我激励。

文一教授在《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中这样写道:市场是个昂贵的公共品。市场体系就是发展工业和科技需要攒到的第三颗宝石。

前三颗宝石,为科技创新建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完整、能用、自我循环的工业体系。但随着全球信息化的浪潮和中国工业化的深入,原始低端的工业已经无法满足发展需求,也无法让中国变成强国,这时候科创的重要性就愈发明显。中国人开始向最后两颗科技和工业的宝石进军了。

04. 第四颗宝石:人才梯队

在李鸿章访问德国82年之后的1978年,一群身穿黑色中山装的中国人也来到了德国。

这个代表团由机械工业部周子健带队,一位戴黑框眼镜能讲多国语言的中年人担任秘书长。他们拎着沉重的箱子,行色匆匆地走出沃尔夫斯堡市火车站,徒步来到德国大众汽车的工厂门口,领头的周子健认真地让翻译对警卫讲到[11]:“我是中国机械工业部部长,想跟你们领导聊一聊。”

门口的警卫一脸震惊,差点儿把他们当成骗子。事实上,代表团的绝大多数人在一天之前都没听说过大众汽车。他们原本来德国考察奔驰公司的汽车工厂,结果发现满大街跑的汽车都带着个W标志,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德国还有一个大众汽车,于是当机立断,马上坐火车去登门拜访。

大众高管接到通知后,连忙让警卫开门放行。一帮中国人进到大众公司车间后,如同李鸿章第一次见到x光一样,被洋人的先进技术震撼到。这次陌生的造访,是中国政府和德国大众谈判的开始,也是日后风靡神州的“桑塔纳”轿车的源起,同样也是“市场换技术”模式的起点。

中国人在攒齐前三颗宝石之后,开始重视缩短与西方的技术差距,这条路比单纯的工业化更难。对于“市场换技术”,总设计师后来总结:“搞合资经营,对方就要拿出先进的技术来。尽管它对某些技术有保留权和拥有权,但不管怎么样,总在这里用了,用了我们总会学会一点。”

1993年桑塔纳年产量突破10万辆,1993年突破20万辆,1998年累计完成100万辆,合资经营的方式大获成功。桑塔纳的成功被总结为“桑塔纳模式”向全国推广,但到了90年代末期,在桑塔纳完全国产化以后,中国人发现利用合资模式来推进自主研发的建设,几乎不可能。

其根本原因在于无法消化这些引进来的技术(当然,由于合资公司的暴利,车企也普遍没有动力)。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在2000年前,用于消化技术的费用只相当于技术引进费用的10%,而在汽车行业同样起步较晚的日韩两国,这个比例却高达700%。

同样的难题发生在技术密集的半导体行业,从80年代开始,为了缩短被越拉越大的差距,国家先后组织了1986年的“531战略”,1990年的“908工程”,1995年的“909工程”,引进大量技术,资金投入了几百亿,但最后基本都以失败告终,留下来的成果寥寥无几。

汽车和芯片行业的困局并非孤例,在其他行业中到处都能找到影子,它们面临共同的问题:没有人才梯队。

无论是半导体行业还是汽车行业,研发人才培养周期都非常长,形成真正战斗力的年龄要到30-40岁。80-90年代承担科技攻关重任的,应该是60-70年代的大学毕业的中年技术骨干,但在六七十年代,高校的教授们都在下牛棚扫厕所,能培养合格的工程师自然数量有限。

1998年10月,在亚洲开发银行担任经济学家的汤敏和其妻子左小蕾,向高层提交了一份“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建议[12]。汤敏认为和发达国家的35%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相比,我国仅为5%,存在显著的提升空间。这一能够提振内需的提议,受到了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1999年6月,国务院宣布了高校扩招政策。高考录取率从1998年的33.8%,直接飙升到了2017年的75%。

在高校扩招的帮助下,尽管中国劳动力人口(15-65岁)在2013年见到了历史大顶,但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之前的年平均复合增长率达7.8%,2013年以来增速略有回落,但仍一直维持在5%以上的增速水平,大量的科技工程师被流水线一般生产出来。

到了2014年,根据世界银行和OECD的数据,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7512万人,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为3170万人,而同期美国科学家工程师总量为2110万人。这些工程师在互联网、通信、高铁、电网、船舶、基建等工业和科技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四颗宝石——强大的人才梯队,在2000年之后逐渐被中国人拿到,工业和科技的漫漫长征,还剩下最后一个难关需要攻克。

05. 第五颗宝石:制度保障

清华大学85级的赵伟国,虽然本科学的是电子,但起家却是在新疆搞房地产,45岁之前,他恐怕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还会干回老本行。

2012年,他还在福建莆田运作一个地产项目。2013年,他掌舵的紫光集团就并购了芯片巨头展讯,2014年又并购了锐迪科,2015年,紫光继续并购企业网巨头“新华三”51%的股权,而到了2016年,更是在武汉、南京、成都等地豪掷巨资,开工建设大规模存储芯片制造工厂。

赵伟国和紫光的异军突起,背后是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资金支持。更大的背景是,从2014年开始,国有背景的资金开始直接下场支持科技创新,全国各地的产业基金规模从3000亿飙涨至2016年的3.5万亿,速度和规模均前所未见。

用财政资金资助科学研究,在世界各国是通用做法,但对短板的产业进行财政补助,属于东亚国家的秘诀。这种做法在经济学家届有不小的争议,林毅夫和张维迎为此争论十几年。本来风电、光伏等领域的挫折让“财政补技术”的模式陷入低潮,但高铁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前铁道部长独创的高铁模式,是一种国家主导、集中谈判、引进吸收、巨额投资的模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随后被总结成了经验。而这些经验,挽救了“财政补技术”模式的低潮,给政府参与科技创新打了一针强心剂。在这种背景下,从2013年开始,国有背景的资金直接下场了。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中国的三大AI独角兽公司:商汤、旷视和寒武纪,股东中均有国有背景的投资公司。

2018年,随着贸易摩擦的演进,这种模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想必会低调潜行。但时间不等人。2013年,中国劳动力人口见到了历史大顶,第二产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随着人口长期拐点来临,转型时间窗口并不宽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这就是为什么科创板在2018年底横空出世,上下呵护,一路绿灯,进展神速的原因。

这种进展的神速,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2001年之后,海外VC大量涌入中国市场。拿美元基金的风投,设置VIE架构,赴海外上市,套现后拿美元资产,几乎成了互联网公司的标准模板。但在某次会议上,发言人的一句话振聋发聩:中国这么多互联网巨头,有多少钱是被外国人赚走了?

因此,设立注册制为基础的科创板,让民间资本接棒海外和国有资金,让肥水流回自家良田,俨然成为时代的必选。但除了上市/退市制度外,知识产权、创新补贴、人才福利等方面的短板,也将在未来逐一补齐。这些正在完善的科技创新保障制度,就是工业和科技的第五颗宝石。

中国在工业和科技方面追逐的五颗宝石,背后是中国的五次对工业化和科技力的冲锋。

第一次冲锋(1860-1895)五大皆空;第二次冲锋(1911-1949)有了工业政府,但缺乏筹资渠道;第三次冲锋(1949-1978)有了筹资渠道,但缺乏市场体系;第四次冲锋(1978-2000)有了市场体系,但是缺人才梯队;第五次冲锋(2001-2019)有了人才梯队,但还需要完善制度保障。

为了集齐这5颗宝石,中国人已经探索了百年之久。而攒够所以要素的中国工业和科技,必将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科创的响指一打,又会有多少高端岗位从发达国家的体系中消失,进而转移到中国呢?这个过程必然会遭遇遏制和打压,这是最难的路,但也是我们必须坚持的路。

中国的产业升级之路,已经抵达了最后一站,常将“赌国运”挂在嘴边的我们,准备好迎接这场时代巨潮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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