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意读书  法意编译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美国世界的衰落

作者：汤姆·麦克塔格（Tom McTague）

译者：黄子晨

法意导言

自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美国政府抗疫不力，社会动乱频仍，国内矛盾愈演愈烈。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被警方虐待致死事件的爆发，更是为美国国内局势雪上加霜，甚至引发了全球性的反对种族主义运动。传统的“美国梦”、“美国精神”如今看起来更像是一戳即破的天真笑话。2020年6月24日，美国《大西洋月刊》驻伦敦特约撰稿人汤姆·麦克塔格发表文章《美国世界的衰落》，揭开美国以往努力维持的“美”的面纱，进一步展示美国现实中“丑陋”的一面。他指出，美国真正的“丑陋”必然会引起欧洲乃至世界上一些人的幻灭与厌恶，而如今美国国内的混乱现状也会让一直以来习惯奉美国为圭臬的欧洲社会产生对国家能力的怀疑。区分“审美”与“现实”，对于当下来说至关重要。

汤姆·麦克塔格认为，很多反美主义作品对于美国的批判是“审美”性质的，而非现实意义上的，这类批评集中于认为美国现在远远没有达到一个真正理想国家的标准。然而，美国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实力来看，仍然无与伦比，对于欧洲和整个世界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世界秩序确实在发生根本性地转变——欧洲与美国的关系疏远生隙，美国也不再选择以价值观优越的角度看待世界，而是从“道德对等”的视角处理问题。时至今日，美国国内分歧不断扩大，作为总统，特朗普也许使美国国内与国际层面的孤立主义、利己主义加剧，然而这一切绝非他一人、一手造成。美国也许确实没有做到丘吉尔在“铁幕演说”中所言的“应有的成就”，但这只是一种道德与美学层面的批评。总会有很多“胶水”，把这个看似混乱而支离破碎的国家粘合在一起，美国世界诚然在衰落，但是其对于欧洲和世界的影响力仍然独一无二，而且难以有国家能够取而代之。

“他非常憎恨美国，”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一书中这样描述他虚构的苏联间谍比尔·海顿(Bill Haydon)。海顿是英国情报局军情六处核心的双重间谍，他的背叛出于敌意——不是对英国，而是对美国。“这是一种美学判断，”海顿解释，随后又急忙补充道:“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道德判断。”

勒·卡雷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小说塑造了英国、苏联双面间谍比尔·海顿，该书2011年被改编为电影，由科林·费斯饰演比尔·海顿。

当我看到乔治·弗洛伊德被杀引发的抗议和暴力蔓延到美国、欧洲和其它地方时，我想起了这一点。整件事一开始看起来很丑陋——充满仇恨、暴力，以及对抗议者赤裸裸的偏见。美国的美，包括我们许多享誉国外的乐观主义、魅力和不拘礼节的轻松，看上去都已消失不见。

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的丑陋状况似乎是老生常谈。然而，它触及了世界其它国家与美国复杂关系的核心。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海顿在一开始还试图用冗长的政治辩解来为自己的背叛辩护，但到最后，他和勒·卡雷笔下的英雄、间谍大师乔治·斯迈利（George Smiley）都知道，政治只是一个空壳。真正的动机掩藏其下：是审美，是本能。海顿——上层阶级、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的欧洲人——一看到美国就无法忍受。对于海顿和现实世界中许多像他一样的人来说，这种发自内心的厌恶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让他们能对苏联的“恐怖”视而不见，这种“恐怖”已经远远超出他们“审美”的范畴。

勒·卡雷对反美主义动机的反思与他自己对美国的矛盾情感紧密相连，这种反思在今天仍然和1974年小说首次出版时一样具有现实意义。前有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后有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他们代表着一种让这个世界上所有“海顿人”嗤之以鼻的讽刺形象：傲慢、贪婪、富有、掌控一切。在总统和第一夫人、燃烧的城市和种族分裂、警察的残暴和贫穷之间，美国的图景呼之欲出，不断印证世界上许多国家已有的偏见，同时也成为了掩盖美国自身的不公正、伪善、种族主义和丑陋的有用工具。

人们很难逃避承认，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独特的耻辱时刻。作为一个由美国缔造的世界的公民，我们已经习惯了听那些讨厌美国、钦佩美国和害怕美国的人说话(这些声音有时不约而同地响起)。但对美国感到同情呢？尽管幸灾乐祸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表现，但这在以前从未出现过。如果审美是最重要的，那么今天的美国看起来根本不像世界上的其他人应该渴望、羡慕或复制的那个国家。

之前，即使是在美国的至暗时刻，华盛顿也占据了主导地位。无论它面临什么样的道德或战略挑战，都始终有一种信念，那就是它的政治活力与其经济和军事实力相匹配，它的制度和民主的文化是如此根深蒂固，因此总是能够自我革新。这是“美国”至关重要的关键概念，是一个引擎，不管发动机罩下存在什么其它故障，它始终能驱动着美国。而现在，一些事情看起来正在改变。美国似乎陷入了困境，其危机反弹的能力受到质疑。世界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挑战美国霸权的新力量——中国，它拥有苏联从未拥有的武器：互相确保能使对方在经济上一起同归于尽。

与苏联不同，中国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财富、活力和技术进步——尽管还没有达到美国的水平——而且同时因为受到“丝绸帷幕”的保护，中国对西方文化、语言缺乏全面的认知和接触。相比之下，如果美国是一个家庭，那就应该是卡戴珊家族(Kardashian clan)——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下，全世界的公众都在注视着他们——来来往往、矛盾缺陷，对所有人毫不避讳。今天，作为外界来看，这个奇怪、扭曲、但非常成功的暴发户家庭似乎正遭受着某种程度的全面崩溃；让这个家族变得伟大的东西显然已不足以阻止它的衰落。

卡戴珊家族是美国纽约知名的名媛家族，在美国体育圈、娱乐圈享有极高声誉和影响力，并且善于将名望转化为商业利益。

美国——在所有国家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必须与我们其他人一起承受这种生存斗争的痛苦。美国的戏剧很快就会变成关于我们自己的戏剧。在美国的抗议活动刚刚爆发时，我在伦敦准备开车去见一个朋友，路过一个身穿篮球运动衫的少年，他的背上印着Jordan 23；我之所以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和妻子在Netflix——一个美国流媒体平台上看了一部关于乔丹和美国篮球队的纪录片《最后之舞》(The Last Dance)。这位朋友告诉我，他在来的路上看到了一些涂鸦：“我无法呼吸”。在那之后的几周里，抗议者在伦敦、柏林、巴黎、奥克兰和其它地方举行游行，声援黑人的生命也同样重要，这反映了美国对西方世界其它地区非凡的文化影响力。

美国警察对黑人乔治·弗洛伊德暴力执法事件引发全球抗议，图为一名黑人男性手举“我无法呼吸”标语。

一次在伦敦的集会上，英国重量级拳王安东尼·乔舒亚(Anthony Joshua)和其他抗议者一起说唱了图帕克(Tupac)的歌曲《改变》(Changes)。这些词如此刺耳，如此有力，如此美国化，却又如此容易翻译，而且似乎具有普世意义——尽管英国警察大多手无寸铁，警察开枪事件也很少发生。从最初爆发对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广泛支持以来，欧洲关注的焦点已经由外转向自身内部。在布里斯托尔，一尊老奴隶贩子的雕像被推倒；在伦敦，一尊温斯顿•丘吉尔的雕像被人用“种族主义者”一词破坏。在比利时，抗议者将矛头指向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的纪念活动。利奥波德是比利时国王，他把刚果变成了自己的种族灭绝私有财产。星星之火可能在美国点燃，但全球之火却因对国家的不满而继续熊熊燃烧。

对美国来说，这种文化优势既是巨大的优势，也是微妙的弱点。它吸引有才能的外来人士前来学习、建立业务，并且为自己赋活；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塑造和拖拽着世界，影响和扭曲那些无法摆脱其吸引力的人。然而，这种主导地位是有代价的：世界可以看到美国，但美国不能回头看。今天，美国总统放大、而不是平息了美国展示出的丑陋一面。

为了理解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如何看待美国历史上的这一刻，我和五个主要欧洲国家的十几名高级外交官、政府官员、政客和学者对话，其中包括两个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的顾问以及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这些对话中，大多数都是匿名状态下的自由发言。一个画面逐渐浮现：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们正在处于一种充满震惊的不理解中，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应该做什么，在很大程度上焦虑以及共有的判断被捆绑在一起。一个有影响力的顾问告诉我，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正在逼近转折点（fin de siècle）。这位顾问表示:“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只是不知道以什么方式。”

今天的动乱并非没有先例——很多与我对话的人引用以前的抗议和骚乱，或者美国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可以肯定,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支持了这场战争)之后的影响力下降，然而最近发生的事件和现代暴力的汇合使得目前的挑战尤为危险。街头抗议、暴力和种族主义，这些过去几周发生的一切在新冠疫情暴露国家制度缺陷的关键时刻爆发,强化了其显而易见不可逾越的党派分歧,目前甚至“感染”了美国国家机器此前从未被触及的部分：它的联邦机构、外交服务，以及经久不衰、支撑着平民和军队之间关系的规范。这一切都发生在美国现代史上最混乱、最令人厌恶、最不受尊重的总统的第一个任期的最后一年。

当然，并不是所有这些都能归咎于特朗普；事实上，与我交谈过的一些人说，他是这些趋势的继承者，甚至是受益者，是与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提出“美国治世”(pax Americana)第一个主张的“阴”相对的，愤世嫉俗、不辨道德是非的“阳”。而这一主张本身就是9·11事件后美国在伊拉克过度扩张的结果。布莱尔等人还随即指出，无论是谁入主白宫，美国的实力都非常强大，中国、欧洲和其他地缘政治对手也面临着自身的结构性问题。

然而，大多数与我对话者清楚,特朗普的领导让这些浪潮以难以想象的方式和速度来得更猛烈——与之相伴相生的是经济相对下行的压力，中国的崛起，大国政治的再度出现，以及西方精神团结的衰落。

在特朗普担任总统近四年后，欧洲外交官、官员和政界人士都在不同程度上感到震惊、惊骇和恐惧。他们被困在一种被我称为“特朗普引发的昏迷”之中，没有任何办法让美国总统的天性变得更加温和，除了对他的领导表示反感外，几乎没有什么策略。他们也无法提供一个能够替代美国的力量和领导，亦没有太多对于一致抱怨特朗普和他一起竞选总统的民主党对手，乔·拜登的基本回应：欧洲投机取巧搭便车,中国的战略威胁，伊朗侵略的亟待解决……让几乎所有人团结起来的恰恰是，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和威望现在正受到来自国内、流行病、经济和政治力量突如其来聚集在一起的直接攻击。

米歇尔·杜克洛,前法国驻叙利亚大使，曾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为联合国工作。他现在的身份是一个总部位于巴黎的智库——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的特别顾问。他告诉我，在此之前美国威望的最低点是2004年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发生的酷刑和虐待。“现在，情况更糟，”他说。根据杜克洛的说法，现在的不同之处在于美国国内的分歧程度和白宫内部的缺乏领导。杜克洛说:“我们早已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美国具有几乎无限的反弹能力。”“第一次，我开始有些怀疑了。”

当《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结束时，斯迈利耐心地听着海顿对西方的不道德和贪婪的冗长、漫无目的的攻击。“有了这么多，”勒卡雷写道，“斯迈利可能在其他情况下也会同意。”“使他疏远的不是音乐，而是音色。”

当全世界都在关注美国时，是它的音色还是音乐引起了如此发自内心的反应?换句话说，这是否是一种审美的东西，是对特朗普所代表的一切的本能反应，而不是因为他的外交政策内容或者社会不公的程度?如果是后者，为什么欧洲没有就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或者反对伊朗、叙利亚或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地区的血腥政权举行游行呢?和我交谈过的许多人都说，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杀以及特朗普对此的回应，难道不是世界上所有错误和不公平的隐喻——是出于美国实力本身?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对美国的反感是否仅仅是另一场“政治作为行为艺术”的较量，用一位欧洲领导人的高级顾问的话来说——是一种象征性的挑衅行为?我们是否看到他们对美国“帝国”财产隐喻性地卑躬屈膝，以表示对“帝国”所代表的价值观的潜在反对?

毕竟，世界曾经反对过美国的政策：在越南和伊拉克问题上，在世界贸易和气候变化问题上。有时，这种音色和音乐甚至会疏远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就像小布什(George W. Bush)执政时期那样。小布什在国外受到广泛的嘲笑、辱骂和反对。可是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在今天即便那样的反对程度都望尘莫及。还记得吗——那是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年轻时，在2003年的一片反对声中，她仍然为《华盛顿邮报》撰写名为“施罗德并不代表所有的德国人”的文章，暗示尽管德国反对伊拉克战争，她所在的政党将继续与美国的结盟。坦率地说，特朗普是独一无二的。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布什从未退缩承认存在“西方之歌”这一核心概念，以及这首歌的歌词应该在华盛顿创作；而今天的特朗普听不见任何统一团结的音乐——只有利己主义的沉闷节拍。

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在2002年明确了德国不支持美国发起伊拉克战争的立场，当时作为反对党领袖的默克尔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施罗德不能代表所有德国人》一文表示其所在党派仍然愿意与美国结盟。

一个不愿意在私人讨论中提及姓名的欧洲领导人高级顾问告诉我说,欧洲大陆对于美国领导自由世界的概念、“美国梦”以及其他陈词滥调充满势利地笃信不疑，在特朗普的犬儒主义之下，到现在才突然暴露出这些相信是多么不可救药的天真。这位顾问说，只有当这种“天真”被消除后，人们才能看到它“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更强大、更有组织”。在这种解读中，堕落始于对西方不屑一顾的愤世嫉俗者奥巴马，并在特朗普身上达到顶峰，他对原有“美国”理念的抛弃标志着世界历史的又一次突破。然而，如果美国不再相信自己的道德优越感，那么除了道德等价（moral equivalence）之外，还剩下什么呢?

特朗普像是在证实某些最狂热的批评者对美国提出的一些指控——即使这些指控并不属实。例如，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等人注意到，勒•卡雷的小说中贯穿着反美主义的精髓，其表达方式是一种道德等价，经不起推敲。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勒·卡雷将读者带回到过去的一个时刻，当时斯迈利试图招募未来的俄罗斯特勤局局长。“看，”斯迈利对俄国人说，“我们都快老了，我们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来寻找彼此体系中的弱点。我能看透东方的价值观，就像你能看透我们西方的价值观一样……难道你不认为是时候承认，你的价值观和我的价值观一样没有价值了吗?”

正如我的同事安妮•阿普勒鲍姆(Anne Applebaum)所指出的那样，苏联经历了饥荒、恐怖和数百万人的大屠杀。无论美国最近暴露了什么缺陷，它们在实践上和道德上都无法与那些恐怖相提并论。然而，这种道德等价的主张不再是外国愤世嫉俗者的诽谤，而是总统对美国自身的看法。2017年，在福克斯新闻(Fox News)接受比尔·奥莱利(Bill O’reilly)采访时，特朗普被要求解释他对普京的尊重，他用通常的泛泛之辞回答说，俄罗斯总统统领国家，领导国家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奥莱利打断了他的话:“普京是一个杀手。特朗普随后回应说:“有很多杀手。我们有很多杀手。你以为我们的国家就这么无辜吗? ”

这种愤世嫉俗的人——认为所有的社会都和其他社会一样腐败和自私——在此之前一直被美国社会完全抵制。而今天，对美国来说，国际关系只不过是一笔交易，而权力——不再是理想、历史或联盟——正是其中流通的货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全球化的、道德上等价的世界秩序，已经完全地去除了民主民族国家关于“自由世界”的天真观念，却在我们过去几周看到的国际化的、后民族主义的反对种族主义的街头抗议活动中找到了它的镜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有明显的种族分裂和种族虐待历史，英国和法国也有殖民主义历史，而且种族和阶级分裂仍在继续。正如《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伊沙安•塔鲁尔(Ishaan Tharoor)所指出的，比利时当局是在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一名黑人死亡事件（乔治·弗洛伊德事件）之后，才推倒了一座雕像，而这座雕像正是历史上一些最令人发指的殖民罪行的始作俑者。

特别是对于欧洲来说，美国将继续在文化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占据主导地位——这仍然是基本的现实。与我交谈过的一些人说，不只是抗议者应该为自己的选择性失明感到惭愧，欧洲领导人本身也在寻求美国的保护，同时拒绝屈服于民主表达任何超越特朗普之上的担忧。一位欧洲领导人的顾问告诉我:“我们(对特朗普的)管制太多，但行动不够。”目前，欧洲的策略似乎只是等待特朗普下台，希望他离任后，生活能回到以前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然而，在伦敦和巴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情况不可能如此——一切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和永久性的转变。

与我交谈过的人将他们的担忧分为两种，一种是由特朗普引起的，另一种是由他加剧的——在他们看来，特朗普任期内的具体问题是可以纠正的，而后者则是结构性的、更难解决的。几乎所有与我交谈过的人都认为，特朗普当选总统不仅是美国的分水岭，也是世界本身的分水岭：这是不可逆转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覆水难收，破镜难圆。

对我采访的许多人来说，对美国最直接的担忧是美国的能力明显已经被掏空了。伦敦国王学院(King 's College London)战争研究教授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告诉我，美国权力机构本身已经“遭到重创”。“卫生系统奄奄一息，市政当局财政崩溃，而且，除了警察和军队，几乎没有人关注国家本身的健康。他说，最糟糕的是，“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修好。”

事实上，这就是许多外国观察人士现在担心的美国国内分歧，这种分歧正在影响华盛顿在海外保护和辐射美国国家实力的能力。他说:“这些社会问题会不会有一天影响到国家经济复苏和应对国际挑战的能力?”杜克洛说。“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

以即将于9月召开的G7峰会为例。特朗普试图扩大这个集团，尤其要囊括俄罗斯和印度。据我所知，其目的是建立一个大国之间的反华联盟。但这遭到了英国和加拿大的回绝，默克尔也拒绝在疫情期间亲自露面。“这将是(特朗普的)独角戏，人们只是不想和他扯上关系，”弗里德曼告诉我。

然而，美国以前就经历过这种情况，并显示出了反弹的能力，从大萧条到越南战争再到水门事件。然而，在这些时刻，有地位的人主导着白宫——即便有缺陷，有时腐败，有时甚至犯罪，但都成功确保了美国在世界上的独有地位。

一位欧洲大使告诉我，特朗普本人就是美国衰落的表现。“选择特朗普是一种不太成功地适应全球化世界的方式，”这位要求隐姓埋名的外交官说。他认为，这是一个美国步其它大国后尘衰落的迹象，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一个在疫情中必须远离人群的七旬老人（因为他属于新冠病毒易感人群的一员）——只能进一步证明这一点。这位大使说:“这表明在新的美国存在着一个亚健康的永久因素。”

约瑟夫·拜登，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1942年11月20日出生于美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第47任美国副总统。

杜克洛表示同意:“荷兰18世纪是主导全球的大国。今天，他们仍然是一个成功的国家，他们只是丧失了大国实力。在某种程度上，英国和法国正在成为荷兰，而美国在成为英国和法国的路上。在《欧亚世纪的回归》一书中瞩目中国崛起的葡萄牙前任欧洲事务部长布鲁诺•马基亚斯(Bruno Maceas)告诉我，“美帝国的崩溃是必然的；我们只是想知道取而代之的是什么。”

葡萄牙前任欧洲事务部长，现任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鲁诺•马基亚斯在其著作《欧亚秩序的回归：追随新世界秩序的足迹》一书中指出，伴随亚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欧亚大陆又将被当作一个整体对待。

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一点。例如，布莱尔告诉我，他对任何认为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时代即将落幕的分析都持怀疑态度。他指出，“在国际关系中，你必须把人们对特朗普总统个人风格的看法与他们对政策实质的看法区分开来，”——换句话说，即审美和隐藏其下的现实。

对于美国的衰落，布莱尔提出了三个“非常重大的警告说明”。首先，他说，对特朗普外交政策实质的支持比表面上看到的要多。他举例说，欧洲需要在国防支出上“加大力度”，美国愿意把中国的贸易行为，以及特朗普在中东对伊朗的抵制摆在明面上。其次，布莱尔认为，无论当前面临怎样的挑战，美国仍然保持着非凡的韧性，这得益于其强大的经济和政治体系。根据这位前英国领导人的说法，最后的警告是中国本身，它的全球权威以及获得的尊重不应被夸大。

布莱尔是一个坚定的亲美派，但他强调美国并没有因长期的结构优势而减少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他说:“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许多欧洲政治领导人对他们所看到的美国日益增长的孤立主义和对盟友的冷漠感到失望。”但是我认为，总有一天，美国会出于自身利益决定重新接触，所以我乐观地认为，美国最终会明白，这不是要把自身利益置于共同利益之后；这是一种理解，通过与他人的联合能够促进自己的利益。

“我并没有贬低目前的形势，”他继续说，“但是你必须非常小心，不要忽视那些将美国力量凝聚在一起的深层次的、结构性的东西。”

最终，即使在美国反思和分裂的时刻，在它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角色中全身而退的时候，对于围绕它运行的大多数国家来说，也没有任何其它现实的选择可以替代其领导地位。当特朗普让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时，欧洲的三大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试图自己坚守该协议，但收效甚微。美国强大的财政和军事力量意味着，其他国家的力量即便联合起来也无关紧要。在奥巴马治下的利比亚，英国和法国只能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干预。就像十几岁的孩子哭天喊地要求让自己一个人呆着，或者求父母把他们送到俱乐部一样，美国的西方盟友们希望一切能够如愿以偿。

事实是，我们将一如既往生活在一个“美国的世界”，即使它的力量正在慢慢衰落。在某种程度上，让成千上万人聆听还未成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勃兰登堡门演讲时的欧洲和新冠疫情大流行之际为乔治·弗洛伊德高呼正义的欧洲是同一个欧洲：它是一个痴迷于美国、并且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它自认为与美国利害攸关，而且事实也确实如此；即使这种利害关系从未被赋予宪法效力。

如果说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独特的耻辱时刻，那么根据定义，这对欧洲来说也是一个独特的耻辱时刻。如果它们鼓起足够的政治意愿，欧洲大陆的每个主要国家都有足够的摆脱美国势力的自由，但它们更愿意在期待美国领导层更迭的同时，仅仅提出象征性的反对意见。在某些方面，欧洲自2016年以来的回应几乎与特朗普对美国声望的回应一样可悲。

1946年，当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抵达密苏里州的富尔顿(Fulton)，发表他著名的“铁幕演说”(Iron Curtain speech)时，美国的实力已经昭然若揭。美国有摧毁世界的武器，有控制世界的军事力量，有持续创造财富的经济。丘吉尔在演讲开始时就警告说:“美国此刻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这是美国民主的庄严时刻。因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意味着对未来负有令人敬畏的责任。放眼四顾，你不仅应该觉得自己已经尽了应尽的责任，还应该感到忧虑，恐怕以后的成就未必能达到这样高的水平。”

美国的问题在于，世界其它国家都可以看到它的成就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在当前这样的时刻，国外最激烈的批评者所提出的一些批评是难以反驳的：它是不可救药的种族主义，以及对贫穷和暴力、警察暴行和枪支的矛盾态度。在这个困境中，黑白对错看起来并不那么复杂，即使这个国家本身就很复杂。

然而，这个国家不是俄罗斯或中国，正如其领导人想让我们大家相信的那样。首先，在莫斯科和北京，不可能出现如此大规模、如此激烈的抗议。从欧洲人的角度来看，同样令人震惊的是，美国的活力、雄辩和道德权威再次从社会底层冒了出来——美国的美，而不是丑陋。听一名亚特兰大说唱歌手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或听一名休斯顿警察局长对一群抗议者的讲话，就像是在观看一位比我能想到的几乎任何欧洲政客都更有成就、更有影响力、更雄辩的公众演说家一般。而如今不同之处在于，对于总统或想要取代他的民主党候选人来说，却没有人再讲出这样的话了。

此外，尽管美国存在着明显的种族主义，但在欧洲同样也存在着微妙、深刻和普遍的偏见——这意味着这一失败可能并没有那么明显，却也同样普遍。有人可能会问，在哪里黑人和少数民族成功和进步的机会最多？是欧洲还是美国？快速浏览一下欧洲议会——或者几乎所有欧洲媒体、律师事务所或公司董事会——的组成，就会让那些倾向于相信是前者的人清醒过来。就像一位住在美国的朋友对我说的那样，无论有没有特朗普，都会有很多胶水把整个美国粘合在一起。

在历史上美国经历过无数危机，也遭受过无数诋毁。勒·卡雷只是许多人中的一个，他们深入研究美国，试图在那些旁观者中激起的情感冲突——这些旁观者有的感到惊恐，有的仍然痴迷。例如，查尔斯·狄更斯在他的游记《美国纪行》中回忆道，他对在这个国家的冒险经历中看到的许多东西都感到厌恶。“狄更斯与美国人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就越意识到美国人不够‘英国’，”2012年《狄更斯:一个无辜的外国人》(Dickens: An Innocent Abroad)的作者杰罗姆·梅克尔(Jerome Meckier)教授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狄更斯开始觉得他们傲慢、自高自大、粗俗、不讲礼貌、麻木不仁，而且最重要的是贪婪。换句话说，这还是一种审美问题。在一封信中，狄更斯总结了他的感受：“我很失望。这不是我想象中的理想国家。”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英国作家，注重描写英国社会小人物的生活遭遇，反映英国国内19世纪中叶的社会现实。在《美国纪行》以及小说《马丁·朱述维特》对美国进行记述与描写，流露出对美国社会的失望之情。

狄更斯和勒·卡雷一样，抓住了美国对世界的独特影响力，以及美国无论好还是坏，永远不可能达到人们对理想世界想象的根本现实。就像它今天看到的那样，它会后退，但从来不会因此丧失关注。在美国，世界将以一种极端的形式看待自己：更暴力、更自由、更富有、更压抑、更美丽、更丑陋。就像狄更斯一样，世界对美国期望更多。但正如勒·卡雷所观察到的，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一种审美的东西——当我们仔细观察时，我们并不喜欢我们看到的东西，因为我们看到了自己。

翻译文章：

Tom McTague,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World, The Atlantic, June 24, 2020, Issue.

网络链接：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20/06/america-image-power-trump/613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