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这场社会运动如何从“和理非”变成“勇武派”
2019-08-14 12: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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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国际视野中国情怀  来源:IPP评论 

对特区乃至中央政府而言,不论将这一愈发激进化的挑战归咎于抗议者对所处社会阶层不满而产生的怨愤,还是特定意识形态乃至分裂主义的抬头,都是对这一复杂过程的简单化理解。抗议的发展并不遵循某个静态公式,输入结构性参数就能得出结果,而是在动态的互动中,逐渐演化成为我们所观察到的样貌。

如果从3月31日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民阵)组织首次反修例游行算起,一直到8月5日的“三大罢”行动,香港社会就此议题的抗议行动已经持续了128天。其间,抗议行动的形式从秉持早年“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共识的游行集会,逐渐演变为具有“勇武”色彩的罢工、堵路、破坏公共设施、冲击政府部门等不合作运动,过程中时有出现围攻落单警员、与异议者肢体冲突等暴力行为,甚至出现了“港独”思想的蔓延。

在这一过程中,在那些已得到众多关注的宏大叙事之外,有两个值得更深入挖掘的面向:去中心化的动员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抗议者与港府/警队的互动过程。

社交媒体中的虚拟公共空间

对动员结构(mobilization structure)的关注,来自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运动组织结构能够更有效地促进社会运动的动员?对于传统的社会运动来说,其动员过程往往是正式组织、人际关系网络与所处的地理空间环境共同发生作用的产物。正式组织提供了动员的资源,关系网络通过认同感将个体更紧密地联结到一起,二者的复合网络在特定空间环境中发挥动员作用。但随着新兴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近年来在世界各地爆发了众多新形态的社会运动,比如占领华尔街、318反服贸运动等等。在这些运动中,参与者往往互不相识,缺乏自上而下的领导,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串联。

在本次抗议中,telegram和LIHKG讨论区(连登讨论区)成为动员的主要平台,抗议者在其中发起了大量文宣与组织策划行动。与其他即时通信软件相比,telegram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为凝聚巨大的动员力量提供了保障。Telegram为用户提供了隐藏电话号码、删除账号、秘密聊天、信息阅后即焚等功能,完全符合抗议者的需求,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恐怖分子所青睐。同时,telegram还提供了能够容纳10万用户的聊天群组功能,极大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

目前活跃的反修例群组中,有的规模甚至超过万人。而连登讨论区2016年开始运作,分裂自香港最具影响力的网络论坛HKG讨论区(高登讨论区),运作后一个月就有超过七万注册用户,日均贴文1400则,日均回复数量7万次。连登讨论区需要实名的电子邮件地址方能注册,组建网络水军的成本相对较高,但又保证了匿名性。在论坛发帖的用户隐藏在虚拟的用户名背后,在各个话题下以赞同、反对和留言三种方式回应。各类帖子在用户们的互动中提升热度,一旦登上热门话题,几乎就可以被视为“网络民意”的体现。

社交媒体不仅降低了信息交流与用户沟通的成本,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具有匿名性与平等的沟通机会的虚拟公共空间。在telegram群组与连登讨论区中,匿名的个体们得到了“赋权”,传统社会运动中令行禁止的组织强制力与来自关系网络的社会压力不再重要,每个参与其中的个体都坚信自己独立做出了投身抗议的决定,强烈的参与感引燃了巨大的动员能量。

“黑衣人”的出现:分水岭

5月底,民阵与香港警务署代表商讨了反修例游行的路线安排,但并未得到满意的结果,警方于6月2日发出不反对通知书,规定了游行路线。经过一周左右的动员,6月9日,数十万人身着白衣,从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出发,游行到立法会综合大楼。傍晚时分,部分示威者拒绝民阵的指挥,在金钟附近聚集,拒绝继续前进,入夜后被警方驱散。另一部分示威者则在立法会停车场外静坐。晚11时左右,林郑月娥宣布将在6月12日如期二读草案。10日凌晨,速龙特警队动用胡椒水和催泪弹驱散人群,并将静坐的示威者一一抬走,有记者和路人在驱散过程中被警方误伤。

特警追打路人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中被广泛传播,激起了香港社会更大的不满。12日,为了阻止条例二读,并回应10日凌晨的强力清场,更多的抗议者占领了金钟街道。此时,已无个人、团体和组织能够完全约束抗议者的行动边界,与警方的零星冲突时有发生。下午,警方判断局势可能失控,在没有举牌的情况下紧急动用了更高级别的武力进行清场。除了胡椒水和催泪弹之外,发射了橡胶子弹和布袋弹,击中数人。根据特区政府新闻处统计,当天有近百人受伤送院。清场后,香港警务处官员与林郑月娥都将当天的占领定性为“暴动”。

15日下午,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例,但仍坚持对12日冲突的“暴动”定性。政府的态度复杂化了抗议者的诉求,在要求撤回修例之外,还要求追究警方动用武力清场的责任;而“暴动”的定性更让坚信自身行为正当性的抗议者无法接受。在声明发布之后,一名男子爬上金钟太古广场4楼工作台外悬挂反修例和反政府标语,数小时后爬出棚架外坠楼,当晚抢救无效身亡。16日,大规模游行再次爆发,民阵宣称有“两百万零一人”参与。为了纪念死者,抗议者改为身着黑衣。这一符号由此成为这场运动抗议者的身份象征,并且成为这场抗议从“和理非”向“勇武派”滑落的转折点。

自我实现的预言:激进主义的扩散

此后,抗议者不再满足于游行集会,转向了更加激进的不合作运动,而种种原本会被温和派自发抵制的激进行为也开始增多。7月1日,抗议者身着黑衣,在金钟站与立法会大楼之间聚集,并设立了分发头盔、口罩、手套和保鲜膜的物资站。他们拆下路边栏杆,三个一组,用塑料收紧带固定为冲击锤,撞破立法会玻璃门,以漆喷涂议场中特首图像,并破坏部分设施。7月21日晚,中联办大楼被过百抗议者包围,招牌和国徽被抗议者投掷的鸡蛋、黑漆污损。7月31日、8月4日,天水围警署、尖沙咀警署、黄大仙纪律部队宿舍先后被抗议者包围。抗议者以激光笔、雨伞、杂物攻击试图维持秩序的警员,还在部分地段焚烧杂物;警方则投掷催泪弹进行短暂还击,并逮捕数人。8月5日,抗议者发动“罢工、罢市、罢课”活动,有抗议者拉动港铁车厢内的紧急制动阀,以身体阻挡车厢门关闭;部分路段交通灯线路被剪,跨海隧道被短暂堵塞。

在针对政府的抗议之外,抗议者与其他市民之间的冲突次数也在上升。7月21日晚,元朗地铁站内的抗议者和普通市民被戴着口罩的白衣人持木棍追打,事后抗议者指责警方不作为。8月5日,参与不合作运动的抗议者在游行至北角时,与在地的福建籍市民发生激烈冲突,双方以木棍和雨伞互殴。事后,双方都声称要发起报复行动。

回顾百余天的抗议,去中心化的动员结构贯穿始终。反对派的动员只是点燃了引线,抗议者们则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其中。然而,去中心化所带来的是抗议者的多元属性,即使是发起者也无力掌控运动的发展。

在这场以反对修例而起的运动中,种种山头各取所需,反对修例者有之,反感警权者有之,浑水摸鱼者有之,裂土分疆者有之,发泄情绪者亦有之。复杂的组成使特区政府难以制定直接针对少数运动领导人的谈判或者镇压策略,任何回应都不得不面对多元的、难以满足的民意。在抗议规模所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面前,特区政府在情势尚未恶化的抗议初期就选择了强硬的遣散手段。然而,在大多数抗议者的认知中,他们正在实行的是民主社会自由表达的权利,其中出现的暴力行为,并非来自有意的武力冲击,而是大规模行动中难以避免的擦枪走火。

警方的强力回应固然避免了大规模集会现场出现的意外,但正如德拉波尔塔所指出的,暴力行为是在行动中产生的。对峙双方的冲突,不知不觉地助长了激进主义,最终导致了暴力形式行动的合理化,并意外促成了抗议者中原本泾渭分明的“和理非”与“勇武派”的结盟。抗议者喊出了“不割席、不笃灰、不指责”的口号,部分温和派抗议者开始同情、支持甚至加入了暴力冲突,这又进一步加大了警方维持秩序的难度,最终塑造了眼下的复杂局势。

这或许可以被视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暴徒”的标签反而助长了暴力的蔓延。

小结

在8月5日大罢工之后,抗议活动的范围有所收缩,但仍在持续。反修例的社会力量是在一次大宣泄后回归制度内对话,还是在低谷中酝酿新的行动,仍需要进一步观察。但这百余天的记忆必然无法被抹去,其中不仅仍蕴含着爆发新一轮抗议的导火索,还可能为香港的未来埋下更加深远的伏笔。

首先,抗议活动的演化和发展,反映了抗议者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已经开始从制度内就修例议题的拉扯,转向了对香港警队、特区乃至中央政府管治权威的全面挑战。其中最为引人关切的,无疑是“光复xx、时代xx”这一带有强烈反建制意味的口号的出现和扩散。这正是互联网时代社会运动所面临的去中心化困境:如何避免运动被(即使是极少数的)激进意识形态所裹挟。极端思潮的扩散范围,则取决于政府所选择的回应策略与对峙双方的具体互动过程。如果政府放任抗议的发展,庞大的人群中蕴含着巨大的风险,甚至有可能从根本上冲击政治的稳定;如果想要与运动谈判甚至妥协,则难以在多元的抗议者中寻找到具有足够代表性的观点或者人物进行协商,全盘接受诉求则可能带来管治威信的破灭;但强力的镇压策略却有可能推动极端思想的传播与蔓延,为极少数的极端分子提供绑架整场运动的机遇。

另一方面,需要警惕在此次抗议中出现的民间冲突,避免朝着族群冲突的方向演变。警方在6月的游行中采用了较强的武力进行清场,遭至大量批评,极大打击了警队的士气和积极性。在之后的抗议中,警方报复性地收敛了自己行动的强度,在社会冲突发生时选择消极行事。而在这一失去了制度约束的霍布斯状态下,秉持不同理念的社会群体,开始选择使用暴力来表达各自诉求。元朗袭击事件的背后有着强烈的社团色彩,而北角的斗殴则是福建籍移民与本土抗议者之间的冲突。在极端思想的情况下,“福建vs本土”、“移民vs本土”甚至“大陆vs香港”的叙事,可能埋下社会进一步割裂的隐忧。

发生在香港的抗议行动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战书并不仅仅摆在了特区和中央政府案上,同样也落在了这一世代的香港年轻人面前。对政府而言,面对“一国两制”国策践行过程中的这一严峻考验,需要巨大的政治智慧与政治魄力;对年轻的抗议者而言,如何控制住极端意识形态的蔓延,维持住普通民众的支持,避免重蹈1960年代日本反安保运动激进化的覆辙,需要同样巨大的克制与理性。

作者:蔡一村,广州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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