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国际新闻界 原创： 方晓恬

方晓恬，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研究”（项目号：18XNL003）的阶段性成果。

一、导言

1984年，李良荣发表了《“信息热”与新闻改革》，指出“信息的旋风吹进了新闻界”（李良荣，1984），学界普遍认为这篇文章将 “信息”概念较为正式地引入新闻学讨论中（伍静，2011：110）。对于“信息”在1980年代进入新闻界的历史，有学者指出其改革了传统新闻话语，使新闻业从“宣传本位”走向“新闻本位”，为新闻改革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张昆，2015：556-557）；有学者认为，在当代新闻学中，“信息”成为新闻的“本体”和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使“科学主义”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不断强化（姜红，2006）；也有学者强调“信息”通过打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引入“信息”“受众”等概念，最终促进新闻学向传播学转变（胡翼青，2004：53-60）。

此类研究大都积极肯定“信息”改革传统新闻形态、沟通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意义，但倾向于认为“信息”与“新闻”的融合是“信息”进入新闻界的初始形态，这样就容易忽视1984年之前“信息”在新闻界被讨论的话语形态；研究普遍将“信息”的发展与中国传播学兴起紧密联系在一起，但这里提到的“传播学”大都指实证主义主导的传播学，忽视了1980年代早期关于“信息”的讨论其实出现在传播批判学派的理论视野中。通过盘查1980年代重要新闻传播学期刊、人物传记等史料，本研究提出，“信息”并非在初入新闻界便与“新闻”实现融合，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转型的过程。早在198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的林珊 等学者便开始译介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 等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信息产业、“新闻自由”的文章，甘惜分等学者也曾撰文强调“信息”的阶级性，但随着1980年代改革的推进，这类声音逐步消逝，“信息”开始与“新闻”“三论”融合，这一转型与传播学批判传统的中断、实证主义范式的兴起发生历史重合。勾勒清楚这样的转型，有助于更好理解1980年代中国新闻界对社会科学的追求以及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目标，填补历史空白，拓展传播学在中国兴起的历史视野。

二、1980年代初传播批判学派视野中的“信息”

1984年李良荣发表《“信息热”与新闻改革》前，“信息”已经在大众媒体上出现，具体含义主要指通讯信息技术，新闻学者的相关讨论以传播批判学派的视角出现。有学者考掘了1979-1989年间《国际新闻界》译介的批判学派文章，指出1980年代传播批判学派研究在新闻学界大量出现，之后“失踪”“夭折”的根源在于批判学派理论看上去仍旧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和阶级分析理论，在纠正“左”的政治化新闻学知识生态中，经验学派的行政研究更容易成为一种显学（刘海龙，2015：119-139；胡翼青，2008）。笔者在此基础上细致盘查，发现尽管1980年中后期仍旧有传播批判学派的文章发表，但以批判话语形式出现的“信息”文章主要集中于1979-1984年间（详见表1）。综观这些文章，以席勒为代表的美国批判学派学者用事实和数据揭露了由美国政府和大石油公司支持的对外电子设备供应机构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扩展美国的政治、文化影响力，摧毁他国的社会准则和文化，如“反复告诉加拿大人，俄国和中国是潜在的敌人”、在“美国之音”广播中添加具有冷战意识形态的宣传内容等（席勒， 1982）；也有文章揭露出美国早期计算机发展由政府资金资助，政府军费大力支持信息情报事业，国家安全局利用信息技术破解电码，监听、翻译和分析全世界传播工具的信息（席勒， 1984）。这些文章指出了“信息社会”理论背后隐含的冷战基因，警示读者破除“信息技术推动现代化”的迷思：

数据丰富的社会及其支助性硬件能医治目前的社会弊端，这种说法既是残酷的，也是欺骗性的。它之所以残酷，在于使人们感到好像贫民区的孩子只要走到计算机控制台前就能变魔术般地战胜世世代代的贫穷。它之所以具有欺骗性，在于使人们全神贯注于电子技术和技巧，而看不清继续左右新技术的方向和重点的体制基础（席勒，1984）。

此外，林珊、甘惜分等老一代新闻工作者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在研究中坚持对“信息”阶级性的认知：

“信息社会”论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在阶级社会里，一切科学技术的进步都总是掌握在一定的阶级手中，并为一定的社会制度服务的，因此，科学技术革命本身不可能直接改变一个社会的性质（林珊，1984）。

我自己对新闻事业的长期观察和研究，并与资产阶级新闻机构打了几十年交道积数十年之经验的结果指示我们，不仅所有新闻事业都带有鲜明的阶级倾向，即使它们所发布的新闻这样一种体裁，也在不同程度上带有阶级倾向（甘惜分，2007：49）。

对于这些批判视角中的“信息”研究，有学者认为“她（林珊）自己尚不自知，并没有将自己那些‘为了批判而批判’的译文自觉地纳入到‘传播学’的思维框架中，仅仅是迎合了当时学术意识形态化的需要”（伍静，2011：145）。但林珊在回忆录中这样说：

当美国大众传播学不断开展的时候，在欧洲和美国国内出现了不同的理论学派——批判学派，我们注意到，在美国，较著名的批判学派学者赫伯特·席勒教授，对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介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列举事实，分析和揭露了美国的信息传播不仅为大公司的利益服务，并在国内和国外进行“文化统治”（林珊，2008：114-115）。

由此可见，林珊对传播批判学派的引介并非“不自知”，而是具有更宽阔的理论视野，对传播学的认知没有局限于美国传播学奠基人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也被译为“宣伟伯”）创建的实证主义范式。

由林珊等学者译介而来的传播批判学派文章不仅聚焦于对“信息社会”的讨论，同时也揭示了美国“信息自由”“新闻自由”的虚伪性，并与当时第三世界国家倡导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形成呼应。由表1可见，当时的译介文章揭露了美国政府、洛克菲勒等大财团如何合谋操纵新闻、管控舆论（林珊，1983；艾伦， 1979），林珊根据她和丈夫吴大琨的亲身经历指出美国“新闻自由”是为本国政治利益服务的。当时北京新闻学界多次召开会议，声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维护新闻传播旧秩序、压制第三世界国家声音的行径；《中国日报》总编辑刘尊棋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会议，回来后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师生作报告（林珊，2008：120）；1981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交流委员会编纂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王怡红，胡翼青，2010：25）。

早期以批判话语形态出现的“信息”进一步提示我们，有必要将1980年代前期在国内出现的传播批判学派视野纳入到中国传播学兴起的历史线索中。赵月枝指出，在1982年施拉姆计划访华的同时，席勒也在策划中国之行，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行；北美批判学派先驱达拉斯·斯迈斯（Dallas Smythe）早于施拉姆，在1971年便来到中国，他提醒发展中国家要建立“文化屏障”来过滤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流入（赵月枝，2011：244；李彬，2013；刘海龙，2015：123-127）。无论短暂出现的历史支流，还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访华，最终都没能使批判传统成为中国传播学的主导范式，实证主义传播学经过1980年代的发展在中国落地，施拉姆访华也因此被称为点燃中国传播研究的“助燃剂”（姜飞，2008）。随着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新闻学界开始将具有政治性的“信息”置换为具有科学性的“信息”，“信息社会”理论也在追赶世界新产业革命热潮中转换身份，变成了助推新闻传播学走向现代化的良方。

三、新闻改革视域下“信息”的转型

（一）经济体制改革、新产业革命引发的“信息热”

学界普遍将李良荣1984年的《“信息热”与新闻改革》作为将“信息”引入新闻界讨论的标志，深入盘查发现，对这篇文章产生影响的是《人民日报》1984年4月23日第二版的《信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我国城乡信息网络正在形成》，此文报道了国务院各经济部门相继建立信息机构，列举了首都钢铁公司、丹东调谐总厂、江苏乡镇企业、四川农村如何建立起具有及时反馈机制的信息网络，指出“加快信息手段的现代化，是城乡人民的殷切期望，是搞好信息使之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充分发挥作用的一件大事”（于有海，徐耀中，1984）。早期“信息社会”理论中的“信息”更多指涉电子信息技术，1984年之后的“信息”则被视为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资源，这种内涵的转变根源于经济改革的话语。1982年后，中国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企业拥有自主经营权，及时获取信息成为企业在竞争中生存的关键，新闻界顺势创立更多执行传媒经济功能、以传播信息为主的经济类报刊：1983年，《经济日报》创立（李良荣，2012：25）；1983年7月13日，上海《文汇报》开辟《商品广告》栏目，刊载商品信息和商品知识等（民会，1983年）；1984年，新华社创办《经济参考报》，邓小平亲自为其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新华社新闻研究所，1998：12）；《经济参考》编辑部发表文章《报纸要重视经济信息的作用》指出，“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掌握经济信息的重要性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栗金孚，1984）。1984年，社科院新闻所副所长戴邦发表《信息在新闻工作中的重要地位》，称“新闻、信息在四化建设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重要作用，特别是经济信息，成了增加财富和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戴邦，1984：41）随着新闻媒介日益成为传递经济信息的重要渠道，新闻界不得不重新审视“信息”的重要性。

1983年10月9日，中央召开座谈会，布置了研究“新产业革命”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关系的任务，并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未来学家提出的种种观点，使我们得知，已经突破和将要突破的新技术，将带来生产力新的飞跃、社会生活的新变化，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董健桥，2008：594）。同年有学者发表文章《“新产业革命”和我国的现代化》称，“当前世界又面临着一次新的科技革命，我们要抓紧时机，尽可能应用新的科技成果加速经济发展，缩短我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陈启懋，1983）；《瞭望周刊》在1984年第一期发表《产业革命简介》，向读者介绍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新产业革命”（瞭望资料室，1984）。在这一潮流的影响下，新闻界也开始重视信息技术，学者们开始反思面对世界信息技术革命，中国新闻业在提供图像和文字信息方面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舒宗侨，1985）；新华社技术部发文称“要加强我国现代化通讯传递手段的技术建设，提高新闻信息传播的时效和质量，以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4：18）。1984年，居延安发表了《谈谈信息革命》，被视为新闻传播领域较早系统论述信息革命的文章。该文章指出信息革命不仅意味着传播技术的现代化，更是一场社会革命，意味着社会观念的变化，“它会逐渐改变我们的新闻观念和宣传观念，现实将逼得新闻宣传媒介更多地考虑信息接受者的兴趣和需求。”（居延安，1984）

以“信息”作为关键词在《人民日报》数据库中检索，1983年有428篇相关文章，1984年急速增长到1515篇，由此可见，1984年成为“信息”在中国兴起的关键年份，这与经济体制改革中对市场讯息的需求、新产业革命浪潮中对信息技术的渴望是分不开的，新闻界也在改革进程中以积极的态度讨论“信息”，“信息”就此开启转型之旅。

（二）新闻改革推动“信息”与“新闻”的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林珊一生坚持做传播批判学派的引介工作（刘海龙，2015：137），但对“信息”反思的文章在1984年后数量锐减，“信息”与新闻关系的讨论则日益成为学界的中心议题。据李良荣回忆，“信息”进入新闻界后，复旦大学新闻系77级学生最早发起了以“新闻与宣传关系”为题的大争论。复旦大学新闻系在全国最早开设了传播学课程， 77级学生在传播学课中提出了新闻与宣传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新闻媒体的第一功能应该是刊登新闻、传播信息，讨论出现三种观点：一是认为新闻与宣传在现实中交叉，“用事实说话”就是运用新闻达到宣传的目的；二是认为宣传包括新闻，新闻是手段、宣传是目的；三是认为宣传具有偏见，利用新闻作宣传，必然不能客观公正（李良荣，2012：22-24）。这些观点反映出新闻改革中对改变新闻宣传属性的迫切要求，讨论拓展到全国，一度引发青年学子对甘惜分的发问。甘惜分1982年正式出版了被誉为“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新闻教科书”的《新闻理论基础》，但在这一时期遭到了连续发问：

现在连“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也不提了，你为什么不反对“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提法呢？有人主张把新闻与宣传分开，你对此有何看法？你对西方的大众传播学持什么态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可以吸收传播学吗？你在《新闻理论基础》中回避了报纸的商品性问题，据我所知，你是反对报纸的商品性的提法的，请谈谈你的看法；你对“读者需要论”是怎样的看法？西方国家一般不重视新闻学理论，只强调新闻技术。我国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学习，这是为什么？应当怎样学习新闻理论才好？文艺界否定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只提“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新闻界是否也可以提不为政治服务？有人说你的新闻观点偏“左”，你对这个问题作何看法？（甘惜分，2007：365-393）。

这些提问反复提及“报纸商品性”“西方大众传播学”，反对“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新闻为政治服务”等，可见“新闻与宣传关系”的讨论直接指向了对新闻政治化、宣传化的改革，并为西方传播学在中国的落地做铺垫。但甘惜分回应称：

不带任何政治倾向的“纯新闻”是很少的；西方传播学主张信息万能，认为只要信息疏通，社会矛盾便可减少，便可“全球一村”，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这显然是超阶级的社会调和论，其目的是为缓和资本主义的国内矛盾，也是为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进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渗透制造舆论，这是我们绝对不可接受的 （甘惜分，2007：365-393）。

此后，“新闻与宣传关系”的讨论进一步演变为“新闻与信息关系”的讨论，讨论以《新闻学刊》《新闻学会通讯》等当时重要的新闻传播学期刊为阵地。讨论之初存在这样两种声音，一是把“信息”和“新闻”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模糊了两者的区别；一是把新闻学引进“信息”的概念贬之为学西方“赶时髦”，并认为讲“信息”就是超阶级观点”（卢惠民，1984）。1985年，范东生指出，要从历史唯物论出发，不能忽视“信息传播”背后存在的宏观社会结构、阶层和阶级（范东生，1985），也有学者指出“传播工具的阶级性，决定了传播信息的指导性”（新闻学术观点介绍摘要，1985）；但有学者提出反驳，“是否超阶级，完全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新闻这个概念也并没有贴上阶级的标签，资产阶级用，无产阶级也用”（卢惠民，1984）。随着各行各业要求改革的呼声增强，不应该给“信息”贴上阶级标签的言论很快占据上风，讨论逐步转换成“新闻”与“信息”在表象层面的词义区别，是否存在政治性的问题被悄然回避。林枫强调要“通过新闻报道加强信息传播的重要性，把扩大信息量作为新闻改革的突破口”（林枫，1985）；周长新称“新闻是一种诉诸社会传播的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信息”（周长新，1985）；贺伟对两个概念进行区分：“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新闻，只是信息中的新信息，即客观事物新近运动状态、特征所反映出来的信息”（贺伟，1987）；何新明认为“新闻”不等同于“信息”，但主张“新闻信息化”，提倡树立“新闻报道的主要任务是传播信息”的观念（何新明，1987）。此时的讨论本质上已经远离了“信息”的政治属性，更类似于一种在改革共识基础上的业务讨论，讨论的结果是进一步促进“信息”与“新闻”的融合。1988年，有学者这样总结 “新闻”与“信息”统一的好处：

一是有助于增强新闻工作者的信息观念，由于过去强调新闻是宣传，没有把信息传播提到应有的位置；二是有助于在新闻报道中增加信息量，提高信息质量；三是有助于新闻报道充分发挥信息功能，从传播学中我们得知，信息的功能是减少或消除受传者对事物认识的不确定性；四是有助于广泛开发现代化建设急需的信息资源（黄长江，1988）。

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进行《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发言，指出“党的新闻事业包含着在各方面满足人民群众获得信息的需要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5：1），新闻界坚定树立了“信息”在新闻改革中的重要地位。有学者回顾这段争论总结称：新闻与宣传的争论长达5年之久，逐步在学界、业界达成共识：不同媒体虽有不同功能定位，但就整体而言，新闻媒体是以向社会传播信息作为其生存依据，传播信息是新闻媒体的第一功能（李良荣，2012：24）。1980年代是对新问题不断争鸣的启蒙时代，更是人人憧憬走向科学、走向现代的时代，经过几轮讨论，“信息”转型为为市场竞争提供咨讯的经济资源、促进国家追赶新产业革命浪潮的现代化技术，新闻界早期对于“信息社会”“新闻自由”背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目的的分析在改革话语中逐步失声。

四、思想启蒙热潮中的“信息论”与传播学兴起

（一）传播学的萌芽：1982年施拉姆访华初谈“信息论”

当下学界普遍将1982年施拉姆及余也鲁访华视为传播学在中国兴起的标志性事件，部分原因在于施拉姆 “传播学奠基人”的身份，但有学者对访华登陆点进行知识考古，发现此次访华的直接原因是电化教育。改革开放后中央高层提出“电化教育涉及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等，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高等教育局牵头到香港学习现代化电化教育手段，最终促成了施拉姆访华。（罗昕，2017；宣伟伯，余也鲁，1988：216-219）。笔者据此进一步盘查发现，施拉姆早在1982年北京讲学中就已经从传播学角度正式介绍了“信息论”：

有两位物理学家——向龙和维福尔，都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研究回报的。向龙为美国的贝尔电化公司做事。他们想为什么不可以把回报这样的现象应用到社会传播、人的传播上去呢？于是，他们两人开始努力建立一种新的理论——信息论。信息论经过他们两人之手，从自然科学联系到了社会科学。他们主要的目的是想用科学的方法来测量在人群中信息的流通量。有本书叫做《数理信息论》，五十年代出版，是向龙和维福尔写的，我是这本书的主要推动人（宣伟伯，1982）。

由传播学奠基人介绍“信息论”可以说在学科建制内给予了“信息”及传播学一定的合法性，1982年11月25-26日社科院新闻所便召开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肯定传播学是一门科学，会上徐耀魁建议用传播学的“信息”来研究报纸、广播、电视里的新闻，洪允希建议把“传播学”定为“信息传播学”（王怡红，胡翼青，2010：35）；喻国明在1983年4月完成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士学位论文《新闻作品信息含量问题初探》。

（二）传播学的“新启蒙”：“信息”与科学方法论的融合

施拉姆介绍的“信息论”在当时并没有被过多讨论， “信息论”被真正重视并热烈讨论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思想启蒙热潮中。在具有转折意义的1984年里，《读书》杂志先后发表了两篇系统介绍西方传播学和施拉姆著作的文章，明安香的《漫话西方的信息传播学：从两本有关著作谈开去》（明安香，1984）和戴小华的《施拉姆<男人、女人、信息和媒介>》（戴小华，1984），文章提出要重视“信息传播学”：

新的传播技术的出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传播与受传者和社会的关系，传播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如何提高电子媒介的传播效果等，而且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信息传播学。西方传播学者在研究人类信息传播行为的过程中借用了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的原理，引进了定量分析的方法，体现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一体化的趋势（明安香，1984）。

将对施拉姆传播学专著的推介发表在《读书》杂志上，某种程度上佐证了在思想启蒙热潮中，新闻学者顺应改革需要和现代化目标自主选择了施拉姆和实证主义传播学。《读书》杂志是1980年代思想启蒙的重要阵地，于1979年创刊，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在创刊号上发表《读书无禁区》，提倡“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应当打开读书禁区”（李洪林，1979）。该杂志创刊后大量引进西方学术和思想，倡导“学术自由”，充分学习和讨论“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自然科学的“三论”在当时充分影响了历史、哲学等领域，新闻学者也开始积极引入和运用“三论”。1986年，居延安出版了在新闻传播学领域较早关于“信息”的专著《信息·沟通·传播》，称“传播学开拓者们以传播学目光透视现代社会的人际信息沟通、传播过程，顽强地表现着对一门新学科的开拓精神”（居延安，1986：2）。1986年，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召开，吴文虎提出：当代信息科学是第一层次的一元理论；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语言学，旁及宣传学、政治学、文化学和人类学等是第二层次的多元理论，受第一层次理论的统帅（王怡红，胡翼青，2010：60）。这些史实说明，1980年代中后期，实证主义传播学不断汲取“信息论”等科学理论发展，“信息”的内涵也开始向科学主义转型。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办的《新闻学论集》在1988年开辟了“系统科学与新闻学专辑”，大量讨论了“三论”与传播学的关联，期待借此实现新闻的科学化与现代化。有学者认为，“三论”对传播学给予了科学技术上的支持，突破传统窠臼，建立以研究人类社会信息交流规律为对象的传播学（吴文虎，1988）；有学者提出，传播学与“三论”都具有综合性、整体性、定量化的方法论特征（王志兴，1988）。这些研究借用“三论”完善传播学框架，不断强调传播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及其给传统新闻带来的革新意义。与早期对“信息社会”的批判形成对比，这一时期的学者对“信息”创造的“美好新世界”无限憧憬：

我们坚信新技术会给人类带来一个更光明的世界。在未来的信息化社会，总信息量会亿万倍地增加，人际、人机、机机交流会更加方便更加频繁，人们之间存在的“信息沟”，将最大程度地缩小，而人类由“信息沟”导致的种种隔阂与偏见，必然会大大消除。人类共同超越信仰与意识形态谋求和平与进步，是有可能成为现实的（赵鼎生，1988）。

五、传播批判学派的归来：从“走向现代化”到“反思现代化”

回顾“信息”在1980年代新闻界的转型：1978-1984年间，林珊、甘惜分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者批判和反思资本主义国家“信息社会”理论，强调“信息”的阶级属性；1984年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新产业革命浪潮对新闻界的影响，“信息”从被批判的对象转型为一种先进、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话语，通过与“新闻”融合完成了对传统宣传话语的改革；思想启蒙热潮中，“信息”借助与“信息论”的关联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概念，促进实证主义传播学兴起。笔者在此将1992年作为转型之旅的终点，1992年11月1日，国际技术监督局批准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表》，“新闻学”与“传播学”并列，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在国家学科体制标准中，被确定为一级学科，传播学的一级学科地位也由此凸显出来；1992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浙江省广播电视厅共同发起了全国第二届受众研讨会，运用实证主义传播学范式进行受众研究（王怡红，胡翼青，2010：95-101）；更有学者将1992视为另一段“信息”之旅的起点：中国新闻业改革的最大成就得益于两度引入“信息”概念，1980年代初“信息”引进，媒介以传播信息为主的功能得到认定；1992年前后“信息”再度引入，信息产业的性质界定使媒介确立了自己事业和产业的双重属性，媒介经济蓬勃而起（林晖，2004：9-11）。在整个1980年代，“信息”经历的转型、批判传统的中断、实证主义传播学的兴起，其背后的历史主线正是中国新闻学的走向现代化， 1992年《新闻事业与现代化建设》项目 11的总结报告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了较好的诠释：

由于人口压力、资源贫乏、资金短缺以及文化科技落后等原因，第三世界国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遇到巨大的困难。战后席卷全球的信息传播技术革命的浪潮，为发展中国家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努力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希望。他们希望发挥现代新闻传播媒介以及其他信息技术的巨大潜力，使之成为国家发展的催化剂和推进器，凝聚和激发全社会的积极力量，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思想观念的进步与变革，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现代化的历史目标（《新闻事业与现代化建设》课题组，1992）。

1984年前，赫伯特·席勒对“信息社会”的批判研究在新闻界讨论中短暂出现，但反思的声音在改革话语中消逝，他的儿子丹·席勒（Dan Schiller）承袭父业，对新自由主义霸权下美国全球信息产业进行了批判研究，2018年，他的著作《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于扩张——网络与尼克松时代》（ Networks and the Age of Nixon）在中国出版（席勒，2018），这是历史的必然而非巧合，随着新自由主义走向历史拐点，具有全球视野的传播批判学派理论重新获得重视。与1980年代中国对现代化的憧憬形成对比的是，美国历史学家雷迅马（Michael E. Latham）将诞生于美国的“现代化”理论称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

社会科学家和肯尼迪政府政策制定者把现代化作为一种提高自由世界的力量的手段，对抗共产主义威胁。现代化被深深嵌入了社会科学话语，对外政治制度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表述之中，号称能够加速世界的“进步”，而这个世界需要美国的资源及其开明的监护（雷迅马，2003：333）。

与之类似的另一本译著是2017年在中国传播学界出版的辛普森（Christopher Simpson）的《胁迫之术：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 Science of Coerc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1945-1960），该书根据大量档案资料揭露出传播学研究在美国诞生之际便与政府、冷战情报机构、基金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受资助的项目服务于战争，帮助美国对外进行意识形态宣传（辛普森，2017）。这些译著的出版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批判传播视角的再次归来，当下学界也开始反思现代化、探寻被主流话语遮蔽的、另类的历史可能。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信息范式”有着特殊的意识形态吸引力，1980年代早期至中期的新闻改革试图重新定义新闻，推动信息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化宣传功能分离，但去政治化、去宣传化的“纯信息”最终难逃与资本勾结的命运（赵月枝，2011：246；王维佳，赵月枝，2010）；有学者通过知识考古挖掘出被改革主流叙事遮蔽掉的、中国信息产业在文革及早期的发展，进而反思新自由主义信息浪潮给中国当下信息产业和劳动带来的问题（王洪喆，2015）。将“信息”等同于作为文本的“新闻”、推动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或推动新闻科学化的方法论，忽视批判传统的中断，就无法真正解释新自由主义信息浪潮给当下中国社会带来的困境，也无法理解为何施拉姆向中国介绍的实证主义传播学最终成为了主流范式。2018年既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传播学在中国兴起40周年。面对媒体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随之而来的信息产业劳资矛盾，面对传播学人在追寻学科主体性中遇到的彷徨与困惑，重返历史，反思现代化背后的意识形态，召唤传播批判视野的回归，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