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政治传播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运用内容分析法，对疫情期间从国家到地方层面的 150 场政府新闻发布会系列文本进行研究，通过互联网发放并收回 10278 份调查问卷，对发布会公众认知及传播效果进行评估，旨在探究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的规律，并就其本土化理论建构和实务操作提供建设性意见。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指出，生产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指数式增长，使风险和潜在自我威胁的释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风险社会的轮廓正处于文明的火山之上。[1]文明自陷危机的潜在可能性，使人们认识到风险不可避免，危机一触即发。自 2003 年“非典”危机以来，危机传播理念历经理论传播和在地实践，已逐步嵌入中国政治环境和社会治理体系。肇始于 2019 年底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针对此次疫情，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撰文称：“传染性是这个新世界的特性，假新闻、恐慌情绪、民族主义和疾病传播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2]这样的新特性，无疑给危机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面对“智媒时代”危机传播的“跨国化、社交化、情感化”新趋势，[3]疫情之下如何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对内增强信心纾解民忧，对外传递信息树立形象，这次事件是对中国政府应对公共危机能力的“大考”。在这场抗击疫情的行动中，权威及时、公开透明的信息是最好的“疫苗”。中国政府通过元首通话和会见、向世界卫生组织和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等及时主动通报信息、权威报道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等重要会议信息、高频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表病毒科研成果等各种方式，及时公开疫情信息、分享防控经验、推进疫情防控国际交流与合作。其中，政府新闻发布会是公众了解疫情、关注防控举措的重要渠道，也是政府危机传播的重要形式、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

一

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溯源

研究危机的学者横跨众多学科，视角和规范不尽相同，关于危机及其传播的定义有多种取向。美国著名学者 Coombs，定义危机传播为“为了解决危机的情境而收集、处理和发布信息”，[4]并构建出一套“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SCCT），成为近年来危机传播研究的主要理论框架。Coombs 界定的危机传播相关领域包括议题管理、风险管理和传播、声誉管理、灾害传播及组织运行连续管理等。[5]在中国，2003 年爆发的“非典”揭开了危机传播研究的序幕，为学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控制实验”和“社会叙事的典型框架”。[6]史安斌认为“危机传播就是在危机前后及其过程中，在组织、媒体、公众之内和彼此之间进行的交流和互动过程”。[7]以“危机传播”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文献检索，共得到 6162 个检索结果，其中 2003 年之前的检索结果均为个位数。

危机传播和新闻发布有着共生的历史和天然的联系。从新闻发布制度的演变过程来看，“现实危机驱动”与“问题导向”成为制度后续变迁与自我完善的主要触发机制。[8]中国于 1983 年在外交部首设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布制度，开始新闻发布实践并探寻适合自身的制度模式。“非典”危机中前后信息披露的对比实践，使中国政府认识到与媒体和公众建立高效顺畅的信息沟通机制，对巩固执政基础、提升国际形象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中央、部委、地方党委政府的新闻发布机制日渐完善。2019 年 8 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以刚性的制度明确将“协调开展新闻发布工作”作为党委宣传部的工作职责，体现了党和政府决策层对新闻发布的重视。可以说，经历三十多年的发展沿革，新闻发布机制已经成为党和政府信息公开、危机传播的重要方式。

二

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传播的议题管理

危机会触动议题，议题管理是危机传播的相关领域，其目标是缓解负面影响或创造正面效果。[9]在一场危机降临之时，议题管理通常是通过影响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来实现的。胡百精认为，议题管理是组织对媒介议程的影响、引导和把控，本质上是话语权的建立和争夺，核心是研究、制定和实施一整套媒介策略，使组织议程、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具有同向属性或共鸣属性。[10]李希光教授指出，议程设置具体包含双方的事实和观点的竞争，这种竞争通常呈现为三个层次：即时信息（新闻）的竞争、短期信息（政策）的竞争、中长期信息（历史、文化）的竞争。[11]新闻发布作为危机情境下组织与媒介、公众沟通的桥梁，具有议题管理和议程设置的天然优势。在新冠肺炎疫情新闻发布的机制架构中，国务院新闻办、国家卫健委的高层次新闻发布会，是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层面信息发布的核心平台，主要承担全局性、政策性的信息发布任务，呈现出发布规格高、出席媒体多、权威性强、信息量大的特点。以抗疫一线湖北省为代表的省区市新闻发布会，是地方政府承担信息发布主体责任的重要阵地，偏向发布属地性、落实性信息，公布的工作进展和最新数据对于回应关切、稳定人心具有特殊作用。

根据此次疫情的不同阶段和波及范围，整个危机演变过程可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即潜伏期、初始期、发展期、衰退期。从潜伏转变为公开爆发后，面对公众初始期困于信息缺失的“孤岛”、发展期陷入信息过量的 “恐慌”、再到衰退期信息信任度的“回归”，新闻发布的议题管理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变强”、“连点成线”的显著变化，引导了公众关注和兴趣，基本实现了事实、政策、价值和情感四个维度的统一，从战略高度达成了危机传播的正面效果。

1.危机潜伏期，议题管理缺位

从 2019 年 12 月底武汉市疾控中心监测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12 月 27 日疫情经基层医院上报、地方政府介入，12 月 31 日起武汉市卫健委在官网发布情况通报和疫情信息，至 2020 年 1 月 3 日中方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信息后世卫组织首次进行通报，尽管各方都做出了努力，但疫情危机的认识尚不到位。总体来说，信息通报未能跟上疫情的快速发展，新闻发布的议题管理缺位，潜伏期的危机传播难以取得效果。“专家称疫情可防可控”等被媒体广泛传播后，在一定程度上折损了公众对疫情防控的信任度，无形中给后期的议题管理增加了难度。

2.危机初始期，最高领导人批示公开，议题管理由被动变主动

2020 年 1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对疫情作出重要指示，当日国家卫健委组织高级别专家组召开记者会，钟南山院士指出“新型冠状肺炎已证实人传人”，疫情成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后，中国国家元首频繁与多国首脑、世界卫生组织领导人通话或会见，国家卫健委等每日发布疫情信息，1 月 23 日武汉“封城”，全国多地相继启动应急预案，疫情相关信息随之井喷。一般来说，危机传播流是由信息流、影响流和噪音流三部分组成，危机传播围绕相应的控制、引导、消解展开。[12]疫情初期，信息逐步加大供给，但信息流不畅、影响流有限，还出现噪源泛化和噪音强化现象。不同层次的新闻发布会广受关注，议题管理意识增强、由被动变主动。然而，对于媒体和公众最为关注的政府防控举措、疫情发展趋势、救治防护、物资保障、交通出行等内容，尽管在新闻发布中有所涉及，但并未细分议题和充分阐释，导致效果难彰，甚至引发不少次生舆情。

3.危机发展期，议题管理系统性明显增强

2020 年 2 月 3 日至 3 月初，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多次召开会议作出部署，疫情防控工作到了关键阶段。这一时期的信息供给充足，各层次新闻发布呈现频次加密、议题扩容、量级增大等特点，成为媒介的主要信息源，有效占据了媒介议题的选择空间，掌握了危机传播的主动权。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首次前移至一线武汉，在京鄂两地密集举办发布会，2 月 15 日单日举办三场发布会；国家卫健委发布会自 2 月 5 日起更名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参与部门、涉及领域、社会影响均有所拓展；2 月 10 日北京、天津等 19 个省区市举行发布会介绍防控情况，创下单日发布会数量之最。在“高强度、高关注、高压力”之下，发布会在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物资保障等强关联议题基础上，扩展至经济社会影响和财税扶持政策、复工复产、春运返程，以及教育、就业、司法保障、医护人员关爱等衍生性议题。通过转换站位、多频共振，基本实现了“政府议题-媒介议题-公众议题”的融合效应，很大程度上剔除了公众的“信息恐慌”，营造了较为有利的舆论环境。

4.危机衰退期，议题管理稳妥可控

2020 年 3 月 10 日，国家最高领导人赴武汉考察，3 月 12 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会宣布“本轮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去”，3 月 23 日中央明确“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3 月 25 日起离鄂通道有序解除管控。公众对疫情防控的信心指数和关注取向发生改变，发布主体审时度势，除了提供疫苗研发、中医药救治等防治信息，逐步引导议题转向返岗复工服务保障、脱贫攻坚、金融市场稳定、春季农业生产、重大投资项目开工、困难群众兜底保障等“后危机”阶段问题，使得议题管理更为系统、多元，更具公共性、互惠性、可控性。在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疫情全球蔓延成为跨国危机之际，及时推出抗击疫情国际合作相关议题，包括对外抗疫援助、入境人员管理等，辅以全英文记者见面会展示专业形象、避免“转译”偏差，引导关注中国经验、中国方案，抓住时机传递中国声音、塑造国家形象。

三

新冠肺炎疫情新闻发布的危机传播策略

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SCCT）主张处于危机情境中的组织需要保护其声誉，保护的方法在于通过不断公开基于危机情境的危机回应信息。这一理论基于两个基本命题，首先，危机沟通的主要目标是保护或修复组织的声誉；其次，危机的特点影响危机管理者所使用的沟通策略的恰当性。[13]该理论以“表明立场”为出发点，对危机情境的不同维度、类型和策略进行了具体阐释，整合出“否认型（回击指控、直接否认等）”、“淡化型（寻找借口、寻找合理性）”、“重塑型（进行补偿、郑重道歉）”、“支持型（“光环”效应、迎合、共鸣）”等 4 种主策略和诸多子策略。[14]笔者运用 SCCT 理论，对新冠肺炎疫情新闻发布的危机传播策略作了深入分析，以探究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传播的规律。

中国政府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疫情信息的公开发布和国际共享，使国内外得以清晰了解疫情发展情况。就专题的新闻发布会而言，本文选取 2020 年 1 月 20 日（当日中国国家元首批示公开）至 3 月 26 日（25 日离鄂通道开启），国务院新闻办、国家卫健委、湖北省人民政府举办的 150 场发布会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国务院新闻办 33 场（未含 4 场记者见面会）、国家卫健委 61 场、湖北省 56 场。上述发布会均在电视台、政府官网及各类新媒体平台进行视频直播，文字实录也可便利查询。统计显示（详见表 1），在这 150 场新闻发布会上，中外记者共提出问题 1470 个（1 位记者提出内容不同的问题记为 2 个或以上、相同问题的追问仍视为 1 个）、平均每场 9.8 个，其中境外媒体记者提问 262 个（外国媒体记者提问 116 个、港澳台媒体记者提问 146 个）、占比 17.8% ，境外媒体记者提问占到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所有记者提问的 44.6% 。

表1 150场新冠肺炎疫情新闻发布会记者问题统计

经对上述记者提问按内容逐一归类显示，媒体对不同层级新闻发布会的关注点有所区别，比如，“经济社会影响和财税扶植政策”是国家层面发布会中最受关注的议题；“救治方案和科研进展”则是抗疫一线发布会中的关注焦点。对记者提问进行敏感度的分析显示，境外媒体前期较为关注疫情信息披露和感染数据，后期关注转向经济损失和增速目标、国际社会反应等敏感问题 （敏感问题主要指涉政府重大举措、社会关注度高、易引发争议的问题），且多次与 2003 年“非典”进行比较，说明其高度关注疫情信息发布透明度、统计数据真实性、中国经济承受力以及国际社会连锁反应。抗疫一线的敏感问题更多集中在医疗保障情况、救治方案和科研进展等方面，特别是在疫情初期，人员收治难、物资匮乏与合理分配等困难备受关注。政府总体防控举措始终受到境内外媒体高度关注，说明了政府的主导性和权威性。新闻发布会作为政府信息发布和回应社会关切的重要渠道，其危机传播策略应用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危机处置主动权的把握。

依据 SCCT 理论分析显示（详见表 2），发布人对敏感问题的回答，59.4% 采用单一型的主策略、40.6% 采用主策略的复合形式，其中“重塑型”策略最为常用，单独使用比例为 39.3%、与其他策略复合使用比例为 32.2%。此间，发布人主要强调疫情防控、救治、物资保障、复工复产等各项工作中已采取和将采取的措施。对于医院收治难、物资短缺、捐赠物资分配不合理、监狱感染等媒体质疑但又客观存在的问题，多采用“淡化型+重塑型”策略，在承认床位和物资不足、拨付不精准、信息公开不及时、管理不到位等基础上，解释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并强调已采取的改进措施。

表2 敏感问题的危机传播策略分析

“否认型”策略较少单独出现（5.9%），更多和其他策略复合使用（9.6%）。面对确诊数据是否瞒报、经济增速目标会否调整等质疑，发布人在否认并提供理由或证据的同时，经常重申已采取的有效措施，或者淡化疫情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淡化型”策略（单独使用 14.2% 、复合使用 20.5%）更多强调危机发生是“出乎意料”、“无法掌控”的。对疫情发展趋势、病毒类别及传播途径等医学问题，发布人偏向采用该策略，强调新发疾病认知的过程性和对“疫情进展的不完全掌控”。

“支持型”策略没有被单独使用，主要和“重塑型” 策略复合使用（13.4%），特别是在涉及离鄂通道管控、小区封闭管理、入境人员管理等需要公众积极配合的问题上，发布人注重对利益攸关者的理解支持表示感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通过“共情”引导其价值需求朝着共同抗疫的方向发展。

总体来看，此次疫情新闻发布的危机传播策略应用是得当的，发布人根据不同情境下的敏感问题，正确认识和评估了危机事实，采取了较为有效的单一或复合策略加以应对。发布人在采取“重塑型”和相关复合策略时，经常以事实、数据和政府举措取信于人，以专业、温情及情感沟通寻求理解，从而积极把握事态的发展方向，掌握危机传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发布人较少采用“否认型”和“支持型”策略，即使采用也往往与其他策略复合使用，表明发布人充分意识到直接否认危机责任或宣扬过往均存在较高舆论风险，故恰当地通过复合策略的方式弱化价值分歧，协调与利益攸关者的价值立场，避免陷入危机漩涡而无法全身而退。

四

新闻发布的危机传播效果

危机传播的效果最终表现为公众的认知、评价和反馈。在这场疫情信息发布的“大考”中，政府是答卷人，公众是判卷人。为评估此次疫情新闻发布的公众认知与传播效果，笔者于 2020 年 3 月份采用网络问卷方式，对网民进行随机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 10278 份。从最终获得样本来看，在受访对象所在地中，北上广6.8% 、湖北省10% （武汉 2.8% 、其他地方 7.2%）、其他省份（非湖北）82.5% 、境外国外 0.7% ；文化程度集中在大学（61.8%）、高中及以下学历（23.7%）、硕士研究生（13%）；年龄以31-40 （30.8%）、41-50（24.5%）、21-30（21.3%）为主；男、女比例相当（49.4% 、50.6%）。由此可见，本次调查所获样本地域覆盖广泛、学历层次多样、年龄跨度和性别结构合理，其针对调查所作的选择大致能够代表当前公众对新闻发布的总体认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参考性。

调查对象关注的疫情相关新闻发布会（多选）依次为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83.9%）、国家卫健委发布会（78.7%）、湖北省发布会（45.4%）、其他省份发布会（30.2%），只有 6.7% 的受访者选择“以上都不关注”；66.3% 、24.4% 受访者分别表示“每天”、“经常（2-3天）”收看或了解发布会内容；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主流媒体新闻客户端和政府官网、电视成为公众获知新闻发布信息的主要渠道（多选题中分别有 73.1% 、65.8% 、61% 受访者选择）。这显示了新闻发布的重要性和覆盖面，表明本文选取的调查对象通过多种渠道获知并且高度关注新闻发布会信息，其作出的效果评估具有较强说服力。

在信任度和发布效果的评估中，受访者对疫情发布会的信任度高达 94.9%（“非常信任”40.3%、“比较信任”32.7%、“基本信任”21.9%），不信任度仅为 5.1%（“比较不信任”4.0%、“不信任”1.1%）。对发布会效果表示认可的达到 95.4%（“非常认可”46.8% 、“比较认可”30.2%、“基本认可”18.4%），不认可发布效果的仅4.6%（“比较不认可”2.3%、“非常不认可” 2.3%）。总体来看，公众对新闻发布会的信任度、效果认可度和满意度都较高，也体现了新闻发布的权威、及时、客观和全面。

此外，发布会的创新举措，有助于提升公众印象和观感。例如，国务院新闻办将发布会前移至抗疫一线武汉，首次采用 5G 直播和记者视频远程提问；在武汉举办的多场记者见面会，聚焦一线普通工作者的故事，暖新闻成为官方叙事的有益补充；国家卫健委、湖北省发布会新增网民提问环节，请专家现场介绍防疫科普和健康知识；国家卫健委、天津市和北京市发布会均配手语翻译，体现人文关怀和民生关切。

五

问题探究

在情感压倒事实的“后真相时代”，每当重大公共危机爆发，真相与谣言、真知与谬论互相赛跑，不同价值取向的多元话语在舆论场中对立争锋。本次疫情的突发性、高危性、持续性，使得新闻发布在社会情境裂变中，迫切需要寻求弥合和修复之道。置身社交媒体的“放大镜”之下，一旦发布内容偏离事实真相和受众感受，或危机传播策略不当，极易引发“次生舆情”，导致公众对发布议题的聚焦点产生偏离、误读甚至引发不满，使得危机传播效果受损。

1.议题管理有所偏移，未精准对接受众需求

新闻发布的议题管理更多停留在“政策宣介”、“情况通报”层面，对社会舆论关注焦点、现实利益诉求热点把握不足，对受众信息需求和情感需求、网络舆情风险和发展趋势观察不足，未能及时澄清谬误、定纷止争、凝聚共识。调查显示：“疫情发展趋势和最新数据”、“病毒类别及传播途径”、“政府总体防控举措”最受公众关注（详见表1“公众关注度调查”），这与政府议题管理的落点、媒体设问的焦点不尽相同。特别是步入危机衰退期后，公众对疫情原因、上报过程、责任归属等前期存疑问题的讨论量大增，但新闻发布未披露前期处置情况或有说服力的调查信息。此外，政府的议题管理和媒体的报道热点也有所偏差甚至形成议题倒置，两者尚未实现全程融合效应。

2．“次生舆情”多发频发，冲淡新闻发布主题

抗疫一线的湖北省新闻发布会面临更多“燃点低、爆点多、传播快”的舆情风险，伴生的“次生舆情” 主要集中在三个维度：由发布官员不当言行延伸出对其个体的不满、勾连披露信息引发对疫情数据的质疑、由发布人不当表述或疑似名贵穿戴引发的质疑。调查显示，“节前 500 万人离开武汉”、“湖北省长在回答口罩数量时出现三次口误”、“三位湖北官员发布会均未正确佩戴口罩”、“武汉前市委书记称‘户数排查达 98.6% 、人数排查达 99%’”、“专家口误称新冠病毒属于 SARS”等“次生舆情”，分别有75.2%、46.4%、39.7%、38.3%、35.3%受访者知晓。公众关注点的偏移使得政府的防控努力大打折扣，并在事实层面和价值层面对政府危机传播的公信力造成损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政府对于舆情的不当回应是促发次生舆情的直接原因，而公众信息诉求、利益诉求、价值诉求没有获得满足则是根本原因。[15]

3.发布水准不够稳定，新闻发布效果难以保障

危机之下，一些发布人匆忙从幕后走到台前，缺少必要的新闻发布专业训练，现场表现难以获得公众认可。不同层面、场次的发布会，出现过口径不一甚至前后矛盾的情况。前期有的发布人的“SARS 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儿童不易感染新冠病毒”等言论过于草率，“留后路”思维不足。有的发布人在记者提问环节游离现场情境之外，大谈己方开展工作，没有摆脱“念稿”痕迹，更谈不上提供针对性解答。有的发布人对热点问题研判、准备不足，如对于记者请专家分析公众关注的一起医疗病例，既未现场正面回应，也未在后期发布补充说明，失去了与公众产生共鸣、赢得理解的机会。

六

对策建议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带有“黑天鹅”、“灰犀牛”特征的危机事件频出，全球性的社会风险正在加剧。承受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之后，中国的新闻发布和危机传播当有许多经验可以总结，亦有许多缺憾可资镜鉴。无论是技术的创新、形式的改变、内容的升级，还是理念的更新、机制的变革，其最终取向和落点，都离不开媒介和公众的接受认可。

1.把握新闻发布主动权，成为危机事件“第一定义者”

主动权关乎危机传播成败，任何有意或无心的漏报、迟报、误报信息的行为，都会造成政府权威信源的缺位，使政府公信力、动员力弱化，甚至陷于被动境地。心理学的“首因效应”、危机公关的“3T 原则”，都启示应对突发事件时，必须快速、全面、准确地公开事实，以坦诚、权威的信息发布赢得公众信任，避免谣言滋生、人心不稳。发布危机重要信息尤其是争议性、敏感性信息时，更应注重准确性、严谨性。

2.加大议题管理掌控度，寻求危机传播“最大公约数”

根据危机不同阶段，分别设置以危机预警、处置应对、形象修复为导向的议题。在媒介议题和公众议题之间，为危机化解寻求尽可能多的政府议题空间，并根据舆论场的复杂变化进行灵活调整，避免政府议题遭遇媒体“冷处理”和公众“无感知”，使得政府、媒介、公众议题得以“共鸣”，以此来实现新闻发布的既定目标。

3.主动回应代表性舆情，顺应公众信息需求、情感需求

新闻发布的本质仍是信息的传递与沟通。在危机阴影之下，单向度、自上而下的宣传模式，难以有效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应以危机沟通和危机传播管理理念来审视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将社会公众和媒体记者看成沟通对象而非信息公开的对立者。[16]对于媒体和公众的关注，总体上宜“疏”不宜“堵”，应该启动“清淤”工程，提前准备有针对性、有说服力的口径，提供关键信息，解答热点问题，澄清不实谣言。

4.培育专职发言人队伍，提升危机传播专业性、公共性

新闻发言人应发挥传播事实、阐释立场、传导价值的作用，但囿于职责、权限、分工等原因，发言人时常处于政府主要工作外围，特别是在重大突发事件中难以直接掌握第一手数据和资料，易使口径发布、信息披露陷于被动，而临时登台的政府官员又缺乏媒体应对技能。可考虑从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入手，推动各地各部门设立专职新闻发言人，加快新闻发言人职业化、专业化建设。专职新闻发言人平时着眼于建立良好的媒体关系，积累“正面信用”，以削弱危机事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不信任感。遇危机事件时，发言人须加入危机处置核心决策层，前往一线、全面介入、全程参与，从而掌握最新权威信息，确保与媒体和公众沟通时能够掌握主动、游刃有余，成为信息入口的“探路者”和信息出口的“把关人”。

【注释】

[1][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 页。

[2]乔舒亚·库珀·雷默：《如果这次新冠病毒爆发在美国休斯顿，该怎么办？》，观察者网，https://m.guancha.cn/JoshuaCooperRamo/ 2020_02_16_536558.shtml，2020年2月17日。

[3]史安斌、孟冬雪：《跨国化·社交化·情感化：危机传播研究的新视域》，《全球传媒学刊》，2015 第 3 期，第 37 页。

[4][5][9]转引自吴国华：《危机传播研究》，载洪浚浩主编：《传播学新趋势( 上)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21、217、221、221 页。

[6]胡百精：《“非典”以来我国危机管理研究的总体回顾与评价——兼论危机管理的核心概念、研究路径和学术范式》，《国际新闻界》，2008 年第 6 期，第 12 页。

[7][14]史安斌：《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理论·机制·实务》，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5、49、50 页。

[8]周庆安、赵文才：《制度、模式及话语：当代政治传播与新闻发布前沿观察》，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6 页。

[10][12]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1、172、3 页。

[11]李希光：《新闻报道与议题设置》，《新闻与写作》，2016 年第 11 期，第 87 页。

[13]转引自侯迎忠、赵梦琪：《突发事件中政府新闻发布效果评估的多维理论视角》，《现代传播》，2012 年第 12 期，第 59 页。

[15]刘勇、王雅琪：《公共危机中“次生舆情”的生成与演化》，《国际新闻界》，2017 年第 9 期，第 116 页。

[16]侯迎忠：《突发事件中政府新闻发布公众认知与社会效果的实证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 年第 3 期，第 31 页。

本文作者：邓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来源：《现代传播》2020年第4期

本期责编：王乐轩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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