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传媒观察杂志 ，作者王 蕾 叶钰湾

媒介文化研究

文献卡片

# 编者按

据《南都周刊》的一项调查，我国80.92%的人经历过或正在经历异地恋。在Z世代群体中，网恋接受度高达九成以上，异地恋接受程度高达70%以上。由于“物理身体”在传播中的缺席，异地恋群体基于视频、电话等媒介维系的是一种“数字亲密”关系。王蕾教授和硕士研究生叶钰湾在《传媒观察》2024年第3期刊文，认为随着个体成为“技术具身”的赛博人，场景、身体、在场的概念发生了变迁。异地恋群体通过专注、便利、亲密的在线互动，以及双方的联合活动与共享任务，重新实现了“数字亲密”式的交流与传播。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与媒介技术进行了“双向驯化”：媒介技术推动异地恋个体重塑自我边界，转变媒介使用惯习；异地恋个体则使技术“为我所用”，体现了物理身体的不可替代，确认了“数字亲密”的真实性。随着个体回归“在场”，异地恋群体克服了由“脱域交往”引发的信任危机，从而重新搭建起安全感与亲密感，建构起以认知型信任为主、情感型信任为辅的人际信任，以及以媒介技术和网络虚拟世界的运作规则为基础的制度信任。

# 观点精粹

1

随着身体的回归，当前的传播主体已经从掌握工具的自然人转变为技术嵌入身体的“赛博人”。

2

随着现代性的来临，互联网拆除了传统社群的藩篱，空间日益从地点分离出来，人体逐渐远离面对面的互动情境，“脱域交往”成为网络时代人际交往的重要特征。

3

在沉浸传播时代“万物皆媒”的背景下，人本身也成为了一种媒介，成为信息的载体。

4

社会临场感越高，双方在虚拟环境中的亲密关系越稳固，信任程度也更高。

# 关键词

亲密关系；信任；异地恋；技术具身；双向驯化

# 引用格式

①王蕾，叶钰湾.以“数字亲密”重构信任：技术具身下青年异地恋的媒介实践[J].传媒观察,2024(03):81-93.

②王蕾，叶钰湾. (2024).以“数字亲密”重构信任：技术具身下青年异地恋的媒介实践.传媒观察(03),81-93.

论文正文

据《南都周刊》的一项调查，我国80.92%的人经历过或正在经历异地恋。在Z世代群体中，网恋接受度高达九成以上，异地恋接受程度高达70%以上。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是异地恋群体规模最大的区域。据某婚恋网2022年数据，北上广深四大城市目前处于异地恋的人群比例均超过10%，“双城生活”已经成为该地区情侣的普遍现象。据中国青年网发布的一项对全国574名大学生有关异地恋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缺乏沟通”“互相怀疑，缺乏信任”“长时间不见面，感情冷淡”是异地恋分手的主要因素，且超过半数的大学生认为异地恋之间保持感情的最好方式是“视频、电话、聊天沟通感情”。由于“物理身体”在传播中的缺席，异地恋群体基于视频、电话等媒介维系的是一种“数字亲密”关系。在当下沉浸传播（Immersive Communication）时代，传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界限被打破，“虚拟的人际错觉”正在产生。在爱情中，我们容易爱上特定的文字、声音或图片，我们用自己的想象填补了许多未知的部分，让一个虚拟形象时刻陪伴自己。

因此，各种社交媒介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也重构了人际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智能媒介全方位嵌入社会生活后，建构数字亲密已经成为维系人们亲密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这说明移动智能媒介具备满足亲密关系“适情”“适景”互动需求的潜力。

一、媒介变迁与技术具身的异地恋研究

（一）媒介变迁：人际传播中的身体

媒介的发展史是“技术与身体纠缠”的历史，人类先是追求将身体从传播实践中抽离，进而又怀念身体在传播活动中的卷入。学者刘明洋、王鸿坤在《从“身体媒介”到“类身体媒介”的媒介伦理变迁》中确立了“身体媒介”、“无身体媒介”、“身体化媒介”以及“类身体媒介”四个阶段。面对面传播时代的身体直接作为媒介，对信息进行接收、理解和反馈。印刷和电子媒介时期，视觉、听觉符号代替了身体语言，“无身体媒介”使信息传播的时效性和速度得以提高，却弱化了实时反馈和调节功能。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时代的来临，个体成为各种互相交织、融合、转换的网络中的一个个“节点”，这些网络紧密地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现实的一部分。由于个体找回了身体系统所具有的即时互动反馈能力，身体开始“回归”，“身体化媒介”开始发挥作用。移动网络、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使传播学加强了对身体的关注。智媒时代，虚拟与现实共在，虚拟与真实的边界消融，个体可以在两个时空里自由穿越。技术潜入人的身体，成为主体的一部分；人机融合、边界消融的“类身体媒介”时代正在到来。

（二）技术具身：沉浸传播时代的身体与技术

我们正处于具身性传播时代。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最早提出“具身性（embodiment）”概念，认为身体作为具有“运动力”的知觉和经验主体而存在。唐·伊德（Don Ihde）提出“技术具身（technological embodiment）”，即技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融入人的经验，人通过技术来知觉，并转化为身体的感觉，调整对外在世界的判断。“技术具身”意味着技术不再被理解为简单的外在工具，而是“化入”身体之中，直接“对身体空间和世界空间进行实质性的修改”。有学者将具身性看作一种物质化的呈现，认为在网络化的生活中，正是身体的参与才让虚拟场景中的知觉经验得以被传受双方主体感知。身体不仅是经验得以可能的条件和源泉，而且是经验及其统一性和连续性的体现者；而媒介也并非撇开了身体、外在于主体的工具，而是与身体互相构成，融为一体。

随着身体的回归，当前的传播主体已经从掌握工具的自然人转变为技术嵌入身体的“赛博人”。“赛博人”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技术具身，它突破了实体论的身体观，使传播的主体不再是纯粹的生物体；它彻底地将人与技术的双重逻辑、实体空间与虚拟世界的双重行动交织互嵌在一起。由此，“在场”不仅意味着身体在场，更是具体时空中的在场。移动互联时代的身体一方面可以实现“虚拟远程在场”，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具身性在场”。同时，赛博格时代“在场”与“缺席”的主要依据是“人是否和现实与虚拟杂糅的关系网络相连接”。

（三）具身传播：“数字亲密”下的异地恋

互联网正在建构新的时空观，数字技术既为情感维系提供了保障，也对异地婚恋造成了负面影响，如不利于信任关系的产生。“永远在线”的文化并不总能给异地恋带来情感上的安慰，反而有可能造成进一步的冲突，例如增加了监视彼此的机会，频繁的信息共享有时会导致对隐私的担忧。媒介不仅为异地恋营造了恋爱环境，也使异地恋群体得以通过媒介来处理恋爱关系。然而，媒介只能最大程度弥合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的沟壑，亲密关系中的“不在场”问题永远无法解决。但亦有学者认为，媒介技术为异地恋伴侣创造了“在场的缺席”或“分离的联系”，重新定义了共享“空间”。共享“空间”不再仅仅指向物理位置，更包含精神或情感上的亲密度，它存在于共同占据它们的个体的想象中，并且被视为“与物理空间一样真实”，此即为“数字亲密”。对异地恋关系的维系而言，“技术”和“身体”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技术缺场，交互不可能开始；但同时“身体”也必须在场，否则情感便无以真正形成。沉浸传播环境下，异地恋交往已成为传播中“肉体缺席”且“技术具身”的典型案例之一。

目前学界对“数字亲密”尚未有明确的学术界定。但“数字亲密”的提法，通常有两个维度：一是指人与互联网之间的频繁、持续、深度的联结关系；二是指“被数字化的亲密”，即以互联网技术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现有研究围绕其两个不同面向展开讨论，一是互联网虚拟环境中的亲密关系建立和维护，二是实体亲密关系的数字化转型。本文讨论的“数字亲密”是指第二个维度和第二个面向，即异地恋情侣如何以智能媒介维持亲密关系、重构信任。

二、研究理论与研究设计

（一）理论基础：信任与异地恋信任危机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亲密关系的变革》一书中论述了人类从“迷恋关系”转向“纯粹关系”的过程。前者强调“为爱献身”和当下的满足，具有权力不平等和操纵意味，体现了信任的缺乏；后者则是指这样一种情境：“在此，一种社会关系的达成没有外在的原因，它只是因为个人可以从与另一个人的紧密联系中有所获，这样一种情境只有在关系双方都对关系满意的情况下才能持续下去。”吉登斯认为，只有建立在情感予取平等的“纯粹关系”的基础上，亲密关系才得以形成。亲密关系具有自由性、平衡性、相互性、可协商性，通过直接坦白的方式产生对彼此的信任，并接受彼此的个体性，强调自我的发展。由此可见，信任是亲密关系得以存在和维系的重要基础。

传统的信任研究通常认为信任发生于彼此的时空经历和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可控感，即身体“在场”是信任产生的生理基础。然而，随着现代性的来临，互联网拆除了传统社群的藩篱，空间日益从地点分离出来，人体逐渐远离面对面的互动情境，“脱域交往”成为网络时代人际交往的重要特征。传统社会条件下的强关系信任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新的规范、秩序和价值认同又难以在短期内建立，从而引发了信任危机。基于此，异地恋群体恋情的维系也暗藏风险与威胁，最大的问题便是线上恋情缺乏承诺感和稳定性。因此，本研究以“信任”作为理论起点，探究媒介技术与个体的相互作用将如何与信任产生交互，以及技术具身背景下新的“在场”方式如何影响异地恋群体信任关系的建构。

学界对于信任的研究经历了从心理学路径到社会学路径的转变。心理学家多依奇（M. Deutsch）开创了心理学人际信任研究的先河，他从探讨冲突的解决中思考信任问题，认为信任是由情境刺激决定的个体心理和个人行为。此后，赖兹曼（L. Wrightsman）、罗特（J. Rotter）等一批心理学家将信任理解为个人人格特质的表现，是一种经过社会学习、生活经历而形成的对一般性他人的可信赖程度的概化期望（generalized expectancy）或信念。以刘易斯（Lewis）和威格特（Weigert）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家则将信任理解为人际关系的产物，理性和情感是两个重要的维度，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信任大多是认知型信任（cognitive trust）和情感型信任（emotional trust）的组合，前者是基于对他人可信程度的考察，后者是基于强烈的情感联系而产生的一种非理性的信任。

社会学开始将信任视为社会关系的重要维度，认为它是与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紧密相关的社会现象。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卢曼（Luhmann）、巴伯（Barber）、朱克（Zucker）等，这些学者跳脱出人际信任的框架，讨论了更为宏观的信任现象。卢曼将信任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前者以交往过程中建立的情感关联为基础，后者以社会的规范制度、法律法规的制约为基础。巴伯则将信任定义为一种“期望”，即“对于自然的和道德的秩序的坚持和履行的期望”。类似的还有朱克提出的“基于制度的信任”（institution-based trust），Shapiro提出的“非私人信任”（impersonal trust）以及Earle和Cvetkovich提出的“社会信任”（social trust）。由此可见，对于信任的研究既不可能脱离个体的心理层面，也不可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模式。

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人际信任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有学者将网络人际信任定义为“在网络空间的交往过程中，对对方能够履行他所被托付之义务及责任的一种保障感”。由于在网络交往中，个体可以随时改变身份特征，随时退出或更换交流场域，因此在网络空间中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相对于现实世界而言具有松散性和不确定性。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越来越难，个体开始给信任赋予某些规则、符号与结构体系，人际信任逐渐向制度信任过渡，信任成为双方基于对系统或制度的认同和信心做出的理性选择。

（二）研究问题

本研究聚焦于当前异地恋群体媒介互动中的“数字亲密”与“信任”问题，当恋爱对象成为技术具身的“赛博人”，异地恋伴侣如何弥补“物理身体”不在场所产生的隔阂，维持交流互动与情感联系？如何确信爱情能够“真实”发生？这有助于我们反思媒介技术下的异地恋亲密关系，同时探讨具身传播背景之下“在场”的概念变迁、“身体”的意义，以及媒介技术与个体的关系，从而对信任和网络信任危机进行再思考。

基于上述文献回顾、理论阐述和思考，本研究将问题归纳为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异地恋群体如何通过使用各种媒介技术实现“数字亲密”的交往？如何重新定义“在场”和“缺席”的概念？第二，在技术具身的背景之下，个体与媒介技术如何实现相互作用？这一过程与信任如何呈现动态相关？第三，异地恋群体如何通过维护“数字亲密”克服“脱域交往”引发的信任危机，从而重塑彼此间的信任？这一信任包含哪些层面？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深入采访了22名处于异地恋关系中，或曾有过异地恋经历的个案。受访者的年龄集中在21-25岁，处于大学生涯或职场生涯初期，女性13名（用F表示），男性9名（用M表示），其中，F1和M1、F2和M2、F3和M3为情侣关系。受访者的异地恋时长基本占据了恋爱总时长的一半以上，有10名受访者自恋爱之初便是异地恋（F3、F5、F7、F8、F9、F10、F12、M3、M7、M8）。受访者与伴侣见面的间隔时长集中在1-3个月，主要通过文字、电话和视频方式进行日常交流。此外，游戏也成为部分受访者与伴侣互动的重要媒介（F4、F7、F10、F12、F13）。

三、异地恋群体的媒介使用与“数字亲密”营造

（一）“数字亲密”的形成：专注、亲密与便利

对异地恋群体而言，具备以下特征的互动媒介被认为是有意义的：第一，专注性，体现为付出的时间和努力；第二，亲密性，包括听到对方声音或看到对方脸的能力；第三，便利性，包括速度、一致性、可靠性、舒适性和容易性。这些特征能让异地恋群体感受到对方的“在场”，即产生一种彼此共存于同一虚拟空间的心理感觉。其中，跟文字相比，电话和视频延伸了听觉和视觉，从而更能营造“数字亲密”感。

专注性体现为一种“身临其境”的陪伴作用，即感知到对方付出并投入了一段专属于彼此的时间。“有段时间我一个人学习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跟他打视频，感觉好像有个人在旁边陪我一起学习，就会没有那么焦虑。”（F5）专注性也是“数字亲密”产生的必要条件，M6强调在视频的时候只有双方都足够专注，他才能感知到对方的“虚拟陪伴”。

亲密性则体现为一种最直观的能听到对方的声音和看到对方的感受。F3认为，之所以电话和视频能让她产生一种对方就在身边的感觉，就是因为“感觉那个声音就在耳边，我就会构想出一个他在旁边的场景”。通过电话和视频，双方语气和表情上的变化可以直观反映个体情绪状态的变化，此类听觉和视觉上的感知能让情感和情绪的传递更加准确即时，从而提高双方交流的便利性。

（二）“数字亲密”的加强：联合活动与共享任务

异地恋群体为了培养亲密关系通常需要进行一系列关系“维护行为”（maintenance behaviors），包含联合活动（joint activities）、支持（support）、共享任务（sharing tasks）和情感（affection）。其中，联合活动与共享任务是异地恋伴侣建构“数字亲密”的重要因素。

首先，“游戏”成为异地恋伴侣重要的共同活动。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认为游戏同样是人际交往的媒介，“它对群体或个人的影响，是使群体或个人尚未如此延伸的部分实现重构。”异地恋伴侣在网络游戏的选择上具备很强的相似性，以《王者荣耀》和《英雄联盟》手游为代表的MOBA游戏（Multiplayer Online Battle Arena，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与以《和平精英》为代表的FPS游戏（First-person Shooting Game，第一人称射击类游戏）是大部分异地恋伴侣一起玩的游戏，这些游戏的共同特征是可以连接语音“开黑”，且通常需要组队进行竞技、完成任务，从而建构出一种“一起赢、一起输、一起‘死’”（F4）的命运关联感。对于异地恋伴侣而言，游戏的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一过程中的配合与交流，以此提升双方的连结与亲密感。F10与男朋友就是打游戏认识并结缘的：“我们一起打游戏的时候，因为当时在玩的东西是同步的，所以我就会感觉他在我身边。”由此可见，同步性是线上联合活动和共享任务得以强化“数字亲密”的重要因素。

除了一起玩游戏，异地恋伴侣还“开发”了其它线上约会的方式以实现同步性。F9和男朋友经常使用QQ音乐的“一起听歌”功能，双方进入同一个听歌页面，一端点击暂停或切歌，另一端也会同步发生变化。F6、F8和F11则提到了自己与男朋友共同在线上看电影的经历，这种“同步发生”的感觉让她们觉得奇妙。“有一起在线上看过电影，我会感觉到好像在另一个时空，他也在跟我做同样的事情，会有一些仪式感。”（F6）“我们偶尔一起看电影，（此时就觉得）在场的感觉变强了，因为他经常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就像有一个人在身边对我说个不停是一样的。”（F8）

此外，互相监督和陪伴对方学习、工作也开始通过线上方式实现。M9经常和女朋友连着视频一起学习，这种“同步”的感觉再度强化了对方的“在场”。同时，各类视频会议和远程办公软件由于兼具语音、视频和投屏功能，也被异地恋群体用于线上约会。F5分享了自己与男朋友共度“一周年”纪念日的线上活动，“我俩一周年的时候开了一个线上会议，各自想30个问对方的问题，然后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互相考试，并且（用会议软件）把它录下来了。”这些线上约会的方式充分体现出个体正在成为积极驾驭媒介的主人，发号施令，创造媒介的内容。

综上，虽然异地恋伴侣无法身处同一个物理空间，但他们可以通过具备专注性、亲密性和便利性的沟通媒介获得听觉和视觉上的真实感受，通过联合活动和共享任务连接彼此的“同步”存在，通过日复一日的在线互动接收彼此情感的反馈，感受对方的思绪与心灵。这种“在场”的陪伴不仅体现为“虚拟身体”的在场，更包括情感和心灵的同频共振，即一种“在场”的心有所感。

（三）异地恋媒介互动中的“缺席”

随着“在场”形式的变化，异地恋群体对于“缺席”的理解也发生了转变。如果说传统的“缺席”探讨的是物理身体的“有”或“无”，那么当下的“缺席”反映的是虚拟身体的“在”或“不在”。这一概念类似于“失联”，即通过各类传播媒介依然联系不到对方。

然而，并非所有的失联都会导致“缺席”，异地恋群体对伴侣是否“缺席”的判断，通常与自身的实际或情感需要有关。当个体非常需要对方的陪伴与安慰，或事件的重要程度和紧急程度较高时，此时失联才会被认定为“缺席”。F5提到：“如果我有一些特别急的情况，比如我生病了，或者是我跟他说我家里出了什么事情，他好长时间不回（消息），那我会觉得他缺席了。”其次，失联也并非“缺席”的必要条件，因为有时候即使保持着联系，也有异地恋个体觉得对方是“缺席”的。而这种“缺席”的判定，通常与对方的反馈有关。“异地的时候我自己会有不开心的事情，我通过微信跟他说了，但是他很忙，然后可能就敷衍了几句。我能感受到他没有真正体会到我的状态，这个时候就会觉得他是‘缺席’的。”（F2）

此外，在一定条件下，“缺席”是可以被双方许可的，或者说，越来越多的异地恋个体正在学着接受对方偶尔的“缺席”，因为“不可抗力总是存在的”（F7）。异地恋群体对“缺席”的许可以规则为基础，体现的正是双方的相互信任。在这一方面，异地恋群体的普遍共识为：对方不需要秒回，但不能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长时间失去联系。如果长时间失联，需要及时汇报，形式包括事前通知或事后解释。其中，相比于事后解释，异地恋群体普遍更能接受事前通知的形式。

为了克服由于对方“缺席”带来的消极影响，越来越多的异地恋个体选择接受和习惯这种状态，保持独立的个体状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对方“缺席”带来的影响，也能让数字亲密关系变得更加积极健康。“其实我自我陪伴能力还是挺强的，她比如说在学习在工作什么的，完全没关系，我也可以做很多我自己精彩的事情。”（M9）事实上，即使媒介可以实现“在场”，但异地恋以至所有亲密关系都需要被给予适当“缺席”的可能性，因为给予对方一定的空间和自由也是维持信任和亲密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

四、媒介技术与个体的“双向驯化”

媒介技术影响个体行为和亲密关系的同时，异地恋个体也在利用和改造媒介功能。由此可见，个体回归“在场”的过程，也是个体与媒介技术相互作用的过程。正如唐·伊德所言，“机器按照具身的方向完善，根据人的知觉和行为塑造”，同时媒介技术也对身体进行形塑和修正。曹钺等学者借助西尔弗斯通提出的“驯化”（domestication）概念，将这种个体/身体与媒介技术之间的关系概括为“双向驯化”。

（一）媒介技术对个体的“驯化”

1.自我边界与角色期待

随着情感投入的加强，异地恋个体重塑了“自我边界”，对方被纳入边界之内，成为自我的组成部分。对中国人而言，自我的边界就是“自己人”和“外人”的边界。基本上所有的受访者都将伴侣视为“自己人”，这意味着对方具备类似家人或亲人的身份，是可靠的、可信任的，是可以优先和无保留地分享生活、倾诉情感的对象。“我有什么事情都会先跟她说，她是我分享的首选对象。相当于把我的生活分享给另外一个人看，并且邀请她加入到其中，一起参与的这种感觉。”（M1）“我会把对方视为自己人，把对方和自己看作一个整体，会把他看成亲人”（F2）。“自己人”这种不是社会伦理身份却似社会伦理身份的特点，成为亲密感和责任感的标志，也被视为信任的依据。

同时，有信任就会有“期待”，信任最基本的含义便是指主体对客体的一种结构化的肯定性期待，包含着对行为与角色规范之间出现因果连带的可靠性预期。异地恋伴侣间的这种“自己人”关系，同样蕴含着一些角色规范的意义，包含着陪伴、倾听、照顾和帮助等责任。F6提到：“我期待他是一个积极的情绪回应者、倾听者和陪伴者。但因为异地，我对他不会有过高的要求，就希望他多关心我，多主动来找我。如果不是异地，（我对他的期待）会更多元一些，会希望他有更多实体行动，希望他更多的是一个照顾者。”由此可见，异地恋这一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禁锢了角色期待。

当然，把对方视为“自己人”并不等同于彼此没有任何空间和自由。在不涉及原则性问题的情况下，异地恋群体认为每个人都需要一定的私人空间，并且基于互联网的交往模式提供了这样的条件，使有些行为和情绪可以不被对方察觉，从而在“自我边界”内部树立信息高墙。其中，最典型的方法就是“屏蔽”对方、使用对方不常用/不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注册其他账号进行线上活动。“如果我想发一些比较伤感的，或者是不被他知道的东西，我就会发在QQ上、抖音上或者是我的微博小号上。”（F10）“有一次我录了一个视频想发朋友圈，他不让我发，但是我真的很想发，没办法，我只能把他屏蔽。”（F2）

2.媒介使用惯习的转变

麦克卢汉认为，个体为了熟练使用媒介，必须将媒介内化至身体的知觉和感知习惯中，媒介由此成为一种教学工具，推动个体养成某些行为习性，也就是布迪厄所说的“惯习”（habitus）——一种“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首先，个体对媒介的依赖程度加强，甚至被技术所“奴役”。“我从早到晚都在用手机，因为我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会给我发消息，然后我可能也随时随地想分享事情给他。”（F2）由此可见，这是异地恋伴侣为了维持联系和信任关系的必然结果。同时，媒介技术对异地恋个体的“奴役”程度往往与安全感有关。安全感越缺失，个体越需要依赖媒介进行频繁的互动，从而维护信任。F5在前一段异地恋关系中就特别缺乏安全感，她提到：“我会疯狂看手机，一分钟拿起好几次，如果他不来找我，我就会特别着急。有一次他一晚上没有来找我，我就失眠到4点多，然后第二天我就关机了，我心想‘我找不着你，你也别想找到我’。我觉得很痛苦，感觉手机已经完全奴役我了。”当然，更多的异地恋个体保持着独立良好的生活和恋爱状态。虽然为了维系亲密与信任，个体对媒介的依赖程度普遍提升，但在一段健康的异地恋关系中，由于感情和信任基础的稳固，媒介技术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个体的独立性。

其次，异地恋影响了个体的在线社交范围与强度。“跟其他人会少很多联系，不仅是异性，也包括同性。有些事情我本来可以跟很多人分享，但最后我其实都是只跟她去分享。”（M6）“有一次跟女朋友视频，有个学弟找我说一个事情，我就稍微看了一眼，她就觉得我不够专注。在这种情况下，确实会影响我跟其他人的交流，相对来说我给其他人的沟通时间（就变少了），因为在这段视频或者聊天的时间，其实我是专属于她的。”（M9）事实上，在线社交时间的专属性与社交范围的改变同样是异地恋伴侣强化安全感和稳固信任的重要手段。

（二）个体对媒介技术的“驯化”

1.物理身体的不可替代性

除了利用和改造媒介功能以实现在线交往过程的私人定制，个体对媒介技术的“驯化”还体现在物理身体的不可替代性。即便媒介技术推动实现了虚拟“在场”，物理身体依旧具备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它不仅直接作为媒介传递信息，也是一切媒介互动行为的经验基础，肢体接触更是异地恋互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第一，身体即信息。在沉浸传播时代“万物皆媒”的背景下，人本身也成为了一种媒介，成为信息的载体。在电话和视频的过程中，物理身体所释放的语气、表情、动作都成为了信息和情感本身。“视频给我的感觉就是可以看到‘活’的，有声音，然后同时能看得到这个人，包括他的一些表情啊，一些情绪啊，都能最直接感受得到。”（F12）当身体成为一种媒介，声音和身体画面透过屏幕传递出情绪变化和情感表达，个体便很容易全身心沉浸其中，从而忽视外界环境的存在，似乎是在进行穿透屏幕的“面对面”交流。因此，在异地恋关系中，互动双方的身体虽然处于不同的物理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主体的缺场，身体依然作为一种信息传递的媒介存在于人机交互的过程之中。

第二，身体即基础。物理身体虽然通过多元方式实现了虚拟在场，但其在意义生产与维系中依然起着基础性作用。一方面，异地恋群体之所以可以在线上互动中获得身体“在场”的知觉体验，在于他们可以通过“观察”和“想象”这两个知觉与思维的过程，将他们在物质世界与对方互动过程中的知觉经验模拟到网络世界。通过这种线上和线下的匹配过程，形塑新的身体实践与知觉经验。“在视频的过程中，她任何表情的变化和说话的样子，我都会代入到之前真实见面的时候。”（M4）另一方面，正是身体介入世界的方式，决定了我们可以经由媒介技术获得近似于离身的感受。异地恋伴侣之所以在线上组织一些联合活动和共享任务，是因为这些在线约会方式与他们的身体实践密切相关。例如，F8喜欢和男朋友同时在线看同一部电影，是因为他们线下的时候也经常一起看电影；M9提到：“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基本上会一起去图书馆学习，然后我就觉得异地的话，连一个视频，有个人跟我一起学习，就有一种陪伴的感觉。”由此可见，想要研究虚拟空间中的人际互动与活动，必须将其回归到、重新放置到身体所在的物理世界，才能重建传播与人类存在的根本性关联。

第三，身体即距离。虽然新兴媒介技术已经可以充分模拟人体，但触觉可能是最难模拟的人类感官。几乎所有受访者都强调，线上与线下交流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肢体接触”，这是最真实、最直接的互动，可以快速建立“连接感”，对维系亲密关系而言具备重要的意义。“（基于媒介的互动）只能替代一部分，有时候真的遇到了烦心事，只能嘴巴上安慰，不能有肢体上的接触，感觉还是差了点。”（M5）“肢体接触能让我感觉到两个人是真实地在谈恋爱，真实的他在我身边，让我有安全感、放心感。”（F10）尤其当双方处于矛盾与对抗状态时，肢体接触具备语言文字、语音视频都不能替代的特殊意义，是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M3举了一个非常普遍的例子：“她不开心的时候，我通过文字或者视频说‘不要不开心’，都不如线下的一个拥抱更能解决问题。”物理距离也是影响对话质量和亲密感知的重要因素。物理身体在场情况下，双方的状态和心境会有所不同，并且可以观察到一些更细微的表情或语气变化，从而使沟通的质量更高。“也不仅是肢体接触，我觉得两个人坐在一起讲话就没有距离感，视频的话再怎么有那种感觉（在场感），也还是有距离感的。”（M6）

2.“数字亲密”的真实性确认

基于物理身体的不可替代，个体通过对媒介技术的“驯化”确认了“数字亲密”的真实性。虽然“技术具身”背景下，技术化入了身体之中，异地恋关系也确实需要依靠媒介技术来维持，但一方面，媒介技术对亲密关系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技术归根到底只是沟通工具或平台，信任才是影响异地恋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个体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在人与技术交互的过程中“脱身”，从而确认基于媒介技术的亲密关系是“真实”的。

“数字亲密”真实性的确认过程，实际上也是异地恋伴侣强化彼此信任的过程。异地恋群体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确认“数字亲密”关系的真实性：

第一，以在场感加强真实感。电话和视频等方式可以让异地恋伴侣“听到”和“看到”彼此，确认对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F12）“通过电话和视频这些（媒介），我能知道我接触到的是一个鲜活的人，因为彼此的情绪状态都是能感受到的，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而且我们是会见面的。”（F11）基于此，在媒介技术营造的虚拟空间中，异地恋伴侣是共同“在场”的，亲密关系也是完全真实的。

第二，以反馈见证情感传递。异地恋伴侣间的“反馈”过程，体现的依旧是彼此的“在场”，是双方“在场”的心有所感和情感的传递。即媒介技术只是异地恋伴侣交流的中介，所有信息和情感反馈都来自于设备另一端那个有思想、有灵魂、有感情的“人”。“我觉得要看对方的反馈，如果仅仅是我给她发一个消息，她也很冷淡地回复我，那这种冷冰冰的感觉会更像是‘跟手机谈恋爱’。但如果彼此之间给的反馈特别多、特别正向，那我觉得通过手机能够实现双方情感的交流，我确实是在跟手机对面的那个‘人’沟通。”（M2）即便是通过简单的文字进行沟通，这种正向的、情感层面的反馈也只能由“人”发出，而不是媒介技术这一工具可以自发完成的。“手机自己也发不出来‘爱你’‘想你’这种话，我能很明确地知道这些是手机另一端我的男朋友发给我的，而不是手机发给我的。”（F10）同时，由“人”发出的反馈和由“机器”发出的反馈有着本质上的区别。M8认为“人”是有思想和灵魂的，因此“人”所给予的反馈具备不可替代性：“手机只是一个工具，我觉得交流更多的是思想交流，一个手机肯定是不能产生一些思想交流的。”

第三，以身体承载经验基础。异地恋个体利用身体承载的经验基础，将他们在线下与对方面对面互动过程中感知到的经验投射到线上互动中。“我觉得我聊天，我就真的是在跟她聊天，比如看到她消息的时候，我会想象她的表情，会有一个很具象的东西在我脑海里，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跟手机谈恋爱的过程。”（M4）这些基于身体经验的感知，同时也降低了媒介技术营造“数字亲密”的条件。只要双方具备足够的线下相处经历，身体便能记忆和储存信息，从而在线上交往时调动知觉体验，实现双方的共同“在场”，确保信息交互和亲密关系的真实性。

五、以“数字亲密”重构信任

虽然传统的信任研究认为身体“在场”情况下，双方稳定、持续的交往过程是信任产生的重要前提，但由于电话、视频等媒介技术使身体实现了虚拟“在场”，营造了“数字亲密”，信任重构有了新的可能性。这种虚拟的“在场感”也被称为社会临场感（social presence），即双方可以在网络互动过程中获得如同面对面交谈时的社交感受。社会临场感越高，双方在虚拟环境中的亲密关系越稳固，信任程度也更高。研究表明，“安全感”和“亲密感”是异地恋群体得以重构信任的重要中介因素。

（一）以“安全感”建构信任

安全感是影响恋爱关系的重要因素，缺乏安全感的个体容易感到被他人拒绝、遗弃，进而缺少归属感和幸福体验。一方面，F3、F11、M1和M5都认为线上交流尤其是文字交流容易造成误解，当这些误解引发双方矛盾时，不安全感就产生了。虽然误解难以避免，但从总体上而言，媒介技术依旧促进了相互理解。作为一对相对“特殊”的异地恋伴侣，M1和F1习惯用微信文字进行日常交流：“我们俩一直都是纯文字聊天，所以有的时候情感表达不是那么明确，不太能感知到对方立马的情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打电话吵架来吵明白。文字一方面可能说不明白，另一方面打那么一大段文字也很麻烦，所以还是得直接打电话。”（F1）由此可见，相比于文字，借助电话和视频这些更易营造“数字亲密”的媒介可以更好地处理矛盾，从而弥补由于误解导致的不安全感。

另一方面，不安全感还源于双方在信息和情感上的连接不够紧密，无法掌握对方的动态，或无法与对方产生实时的情感共鸣。针对这一问题，媒介技术通过实时交流强化了彼此连接，双方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分享生活细节，实现了“在场”的陪伴，从而有效弥补了由于信息隔阂造成的不安全感。“我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我就会拍一张照片，拍个小视频什么的，直接发过去给他看。这就相当于我是‘同时’在跟对方分享，如果他给我回应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促进（安全感的体现）。”（F12）

媒介技术通过实现“数字亲密”，推动了异地恋伴侣误解的消除和连接的强化，从而提升了“安全感”和彼此之间的信任。

（二）以“亲密感”巩固信任

如果说“安全感”是信任产生的基石，那么“亲密感”就是巩固信任的重要催化剂。媒介技术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提高异地恋伴侣间的“亲密感”，从而获得情感的确认和心灵的共同“在场”。

一是形成模式化的情感表达。正如F4所说，相较于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陪伴，异地恋会更需要一些情感表达以确认和维系感情。此类情感表达通常包括“早安”“晚安”等问候以及“想你”“爱你”等表白，形式包括文字、声音以及表情包等，并且大多形成了日复一日的仪式和习惯。尽管这些情感表达趋于模式化，异地恋群体仍然可以借此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安心感，从而提升对彼此的信任。“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会这样（进行一些表达）。我觉得这会加强信任，因为在表达这些的时候，自己那一刻的情绪是更幸福和快乐的。”（F11）除了这些形式，一些模式化的赞美同样可以带给对方更多的肯定和鼓励。M9提到：“我们经常会互相夸夸对方，因为如果我在言语中体现出我很喜欢她，或者我对她有很多意见，这些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彼此内心的感受。”

二是促进高强度的自我披露。学者董晨宇等人在《传播技术如何改变亲密关系——社交媒体时代的爱情》一文中认为，如果把恋爱关系的发展看作是一个不断降低彼此不确定性的过程，那么双方之间信任的提升，必须借助高强度的自我披露。而网络人际互动的特征就是具备高自我暴露（self-disclosure）水平，由于匿名性和去抑制性（disinhibition），个体在网络中会更加直接和无所禁忌，更容易吐露内心情感，表露个人隐私。虽然对异地恋群体而言，网络空间并非匿名，但网络去抑制效应仍旧发挥作用，即在线上可以更容易、更直接地表达自我。首先，在上文提到的情感表达方面，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认为和面对面交流相比，在线上更容易完成“爱你”之类的比较腻歪的话语表达，“因为讲出来之后不需要考虑害不害羞。”（F3）其次，在相处模式和话题选择方面，很多异地恋个体认为双方在线上的相处通常更加自由和坦率。“线上会更像‘兄弟’一样，啥都能说，线下会比较含蓄。”（F2）“线上的这种关系让我敢于说很多不敢说的话，包括一些比较隐私的东西。”（F5）

模式化的情感表达和高强度的自我披露都可以强化异地恋伴侣间的情感和心灵“在场”，使双方获得“心有所感”的交往体验，从而提升亲密感、凝聚感和信任。由此可见，信任在本质上与现代性制度密切相关。现代性带来技术变迁和场景重构，使得信任的建立不再需要面对面的接触关系，而可以在“脱域”的情境中建立起来。

（三）异地恋信任重构的多重内涵

1.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

异地恋伴侣通过媒介互动建立起来的信任主要是人际信任，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制度信任。制度信任也被称为系统信任（system trust），即对建立在抽象原则、象征符号上的结构体系的确定性、同一性和合法性的认同与信心。

媒介技术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它建构了一个基于互联网的虚拟世界，双方共存于此，同时它又与现实世界有着密切关联，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规则系统”。网络空间中的规范和准则，会对个体形成道德与伦理上的制约，从而帮助提升异地恋伴侣之间的信任，本研究认为这种信任就是制度信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设置“情侣头像”，或通过朋友圈、微博等“动态”发布与恋爱状态有关的内容，从而达成一种“宣告”的效果。“如果他在朋友圈里告诉大家他有女朋友了，就能说明他是忠于我的，就是‘我宣告了，没有退路了’这种感觉。”（F5）“我希望他跟我换情侣头像，然后朋友圈发我的照片。这些行为能宣告主权，因为他的朋友就会知道这些事情。”（F7）

制度信任是以对准则和规范的理解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期望，不是一般意义上对他人的信任，而只是在有保障的制度环境下所产生的一种确信、放心和安全无虑的心态。然而，亦有学者认为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并非互相对立和排斥，而是相互加强和促进，因为制度嵌入人与人交往的关系网络之中，人们对制度的信任源自对交往中所建立的关系的信任。

本研究认为，异地恋群体确认“数字亲密”真实性的过程，体现的便是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的相互促进。媒介技术无法替代“人”，却能为人所用，双方之间的信息往来和情感互动完全是真实的流露，是感情的真实反映，这提升了人际信任。同时，当整个社会在制度框架下有序运行，人们会对这种社会制度产生信任，制度与制度信任是一种相互强化的共生关系。基于此，当异地恋伴侣确认了数字亲密的真实性，他们也会对媒介技术搭建的这一虚拟世界的伦理制度和运作规则产生制度信任。

此外，人际信任是最根本的信任，可以促成长期深久的交往关系。虽然使用“情侣头像”和“秀恩爱”这类网络社交行为帮助建立的是异地恋伴侣之间的制度信任，但这种信任依然是以人际信任为基础的。正如F4所说：“通过平时和他的聊天我就能确定他没有做一些违背原则的事情，而且他本来就不爱发朋友圈（秀恩爱），就不发呗。我觉得发不发朋友圈只是一种表达方式。”由此可见，制度信任产生的机制只是一种浮于表面的形式，相比之下，双方在日常相处和互动中产生的实际行为，才是给予对方安全感和增强信任的根源所在。

2.认知型信任与情感型信任

异地恋伴侣之间的人际信任也具备两个维度，通常是认知型信任（cognitive trust）与情感型信任（emotional trust）的组合，前者体现为对对方人品的信任，后者体现为对双方感情的信任，二者相互促进。“一方面我相信他这个人，因为他的种种行为都让我觉得他很可靠，我相信他不会胡作非为；另外一个也是基于感情，确实感情基础也在那里。”（F6）

认知型信任往往先于情感型信任而存在，因为对“人”本身人品的判断和信任是亲密关系开始的重要前提。“人品是基础，然后媒介加强情感信任。”（F8）“一开始因为她的品行吧，之后通过两个人的交往，越来越了解她，就对感情也比较坚定了。”（M7）此外，认知型信任的重要程度往往高于情感型信任，因为相较于一种由于强烈的情感联系而产生的非理性信任，个体更相信自己对伴侣人品和行为的理性判断。“主要肯定还是因为她本人啊，不可能是因为她平时跟我发什么话之类的，就产生信任。”（M1）由此可见，异地恋个体通常可以基于理性的判断产生对彼此的认知型信任，不会轻易地、单纯地被感情蒙蔽理智。也只有这样，异地恋伴侣间的人际信任才能稳固长久。

六、研究结论

（一）“在场”与“缺席”的概念发生变迁

“在场”不再仅仅指向物理身体的在场，更体现为个体在“具体时空中的在场”。在媒介技术营造的虚拟环境中，异地恋双方可以感受到彼此的“存在”，从而获得如同面对面交谈时的社交感受。这种“在场”的陪伴不仅体现为“虚拟身体”的在场，更包括情感和心灵的同频共振，即一种“在场”的心有所感。虽然异地恋伴侣无法身处同一个物理空间，但他们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获得听觉和视觉上的真实感受，通过联合活动和共享任务连接彼此的“同步”存在，通过日复一日的在线互动接收彼此情感的反馈，感受对方的思绪与心灵。这些集专注性、便利性与亲密性为一体的“在场”方式，使异地恋伴侣之间的信任关系得以重构。

“缺席”的概念也随之变化。传统意义上的“缺席”通常指物理身体未到场或未参与，但在异地恋媒介互动的语境之下，“缺席”这一概念一方面经常与“失联”挂钩，即断开与网络虚拟世界的联系；另一方面又不完全等同于“失联”，个体对于“缺席”的判定通常还与自身的需求状态以及对反馈的期待密切相关。当异地恋个体无法获取到预期的反馈，无法感受到彼此情感和心灵的共振，也会产生对方“缺席”的感受。此外，“缺席”在一定条件下是被许可的，信息对称条件下的“失联”以及给予对方适当的空间，同样意味着对彼此的信任。

（二）“数字亲密”营造与“双向驯化”同步发生

异地恋群体通过媒介技术营造“数字亲密”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体与媒介技术进行“双向驯化”的过程。二者同时发生，相互影响，与信任的交互也穿插其中。

媒介技术对个体的“驯化”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异地恋个体重塑了“自我边界”，将对方视为“自己人”，双方的自我得以融合，并产生了对彼此的角色期待，这些都是信任对方的表现。第二，为了维系信任与亲密关系，个体的媒介使用惯习发生转变。个体普遍提高了对媒介的依赖程度，在线社交的范围和强度也有所改变。

沉浸传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性化趋势”，个体成为积极驾驭媒介的主人，使得媒介“为我所用”。基于此，个体对媒介技术的“驯化”首先就体现在人的主观能动性。例如，个体虽然将对方纳入自我边界之内，但仍然会通过更换线上平台和账号、信息屏蔽等方式维护自我边界内部的空间。异地恋双方也并非被媒介技术所控制，个体通过利用和改造媒介功能，使互动过程实现“定制化”；双方通过有温度、有思想、有灵魂的信息和情感反馈确认了“数字亲密”的真实性。即使媒介技术嵌入了异地恋在线互动过程之中，并对个体的行为产生了一定的规训，但其始终无法摆脱作为沟通工具和平台而存在，因为影响异地恋亲密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是彼此之间的信任，以及建立在信任之上的感情质量和情感韧性。

其次，异地恋互动过程也离不开个体“物理身体”的作用，身体不仅可以直接成为信息本身，也储存和记忆了异地恋群体在线下交往和互动中产生的感觉与经验。看似离场的物理身体，实际上是一切媒介互动行为的基础。

（三）以“数字亲密”重构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

“安全感”和“亲密感”是异地恋群体通过“数字”交往和“在场”陪伴重构信任的两个重要的中介因素。一方面，借助电话和视频等可以营造“数字亲密”的媒介，异地恋伴侣得以更好地处理矛盾、消除误解；借助实时的、图文并茂的沟通方式，异地恋伴侣得以打破信息隔阂、强化彼此连接，从而提升安全感。另一方面，双方在线上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些习惯性的、模式化的情感表达以及一些更坦率、更自由、高强度的自我披露，也提升了异地恋伴侣间的亲密感，从而巩固了彼此的信任。

异地恋伴侣间产生和维系的这种信任，包括“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两个层面。人际信任在异地恋双方在线交往与互动的过程之中产生，是一种以认知型信任为主、情感型信任为辅的理性信任。即异地恋群体通常优先用理性判断对方的可靠性与人品，然后再诉诸感性，对彼此间形成的情感连结产生信任。制度信任体现为对社交媒体平台和媒介技术所承载的伦理与规则的信任。例如，“使用情侣头像”和“秀恩爱”等行为可以形成一种对情感忠诚度的道德约束，从而强化信任关系；此外，异地恋群体确认“数字亲密”真实性的过程，也是他们对媒介技术搭建的这一虚拟世界的运作规则产生制度信任的过程。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相互加强、相互促进，前者是一切信任关系产生的基础，是亲密关系得以长久维系的根本原因所在。

（载《传媒观察》2024年第3期“媒介文化研究”专栏，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